從朝貢到條約
2021年1月5日
國際貿易的本質是各國主力生產本國在生產成本上最有利的物品，然後與別國交換，這樣雙方都可從貿易中獲得利益。中國從西漢（202 BC-8 BC）時期已經懂得與西域諸國進行貿易，從而開通了「絲綢之路」，當然該路不只從事絲綢的貿易。「絲綢之路」是從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向西出發，經過甘肅河西、至敦煌、再入新彊、溯塔里木河、越過蔥嶺至中亞、及小亞細亞、南至印度、最遠到達歐洲。當時與中國貿易的國家除了西域諸國外，還包括：波斯（今伊朗）、印度、希臘及羅馬，一時間貿易之風遍及國際，兩漢的繁盛可以說是拜貿易所賜。
到朱元璋（1328-1398）統一中國，他輕視商業，對商人甚為猜忌，即位後連屢次出資為國家興建大量基建的商人沈萬三(1268-1394)都被他誣陷造反，最後鬱鬱而終。朱元璋的抑商政策有二：一、鼓勵種植棉花；二、鎖國禁運。朱元璋對內提倡全民種棉，實行男耕女織的農業模式；對外則實施閉關，禁止與外界通商，甚至封鎖對外的交通管道。由於實施海禁，一切國際自由貿易完全停頓，而且時間長達明初至清朝（1644-1911）中葉。
鎖國政策下，對外關係並非完全斷絕，正常的貿易當然不復存在，然而非法及走私的貿易仍在民間持續；政府的合法貿易則由「朝貢制度」所取代。朝貢是中國境外之番邦及蠻夷外族臣服中國後定時向中國皇帝朝拜及納貢品的制度，這制度在中國古已存在，其意義是朝貢的國家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及稱臣，換來的是獲得禮物回饋及從事奢侈品貿易的機會。
明初實行閉關鎖國及朝貢制時，在經濟、外交、政治方面均具備足夠條件配合。自北宋（907-1127）從占城（今越南一帶）傳入種植水稻方法後，由於水稻的生長期短，每年可收成多次；而且可以在雨量較少、土質欠佳的地方種植，於是稻米栽培可以推廣至北方及江南山區，耕種面積得以擴大，產量足以農活當時全國人口。加上朱元璋鼓吹全民種植棉花，自此在衣、食方面都能夠滿足國民的基本需要，自給自足的經濟條件對鎖國政策不致有太大影響。
其次，中國自古對蠻夷外族的政策不外安撫或清剿兩招，朱元璋初定天下，為削平割據之群雄內耗已相當巨大，自無力以武力對付外族，因此外交上實施「撫夷」的「朝貢制度」實不失為可取的策略；最後，明朝的統一其意義是結束了自元未群雄割據的局面，我們知道在地方割據的時候，不同地方統治者或政治實體，施政時會挑選出最優良的政策，因為人們容易比較不同地方施政的優劣，相反大一統的政府由於缺乏地區競爭，統治者沒有動機推行良法，因此差劣的政策經常出現，朱元璋就在這情況下推出了禍延數代的鎖國政策。
隨著15世紀末16世紀初歐洲航海事業蓬勃，在美洲大陸及新航線的發現，及「重商主義」經濟思潮推動下，歐洲人東來營商風氣一時無兩。明朝政府並不清楚當時的國際形勢，以為讓外國人在中國貿易是給予對方的恩惠，而且亦將外來的歐人當作自古侵略中原的邊境外族看待，因此在東、西方初始接觸的一刻，衝突事件就不可避免。然而當時來華的歐洲國家使節為了達到貿易訴求，都願意接受向明朝皇帝跪拜的禮節，但是中國給予的貿易條件跟「朝貢制度」相去不遠。如規定荷蘭8年一貢，且必須取道虎門（今廣東東莞）；葡萄牙、義大利及英國的使節也需取道虎門，但沒有規定朝貢期限，對於人員以及船隻卻有嚴格規定，每一使團人員可以乘船3艘，人數不得超過100，前往北京的限定23人，其餘留在廣州。
據史冊記載：1655年荷蘭曾有使節前往北京，而且態度頗為謙卑，他們事事都順從中國的要求，還帶來貴重的禮物，並且聽憑這些禮物被人稱為貢品，自己竟這樣稱呼它；他們也獲得了優厚的恩賜，俯伏在皇帝前面，在皇帝的聖諱、詔書和寶座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禮節，他們以一個亞洲藩屬向宗主國來朝貢的使臣地位自居。然而換來的「恩典」仍然是准許每8年遣使一次，每次隨行商船4艘而已。
在這種不對等貿易下，歐洲各國普遍都不滿現狀，希望打破這種壁壘。1792年英國政府任命馬甘尼（G. Macartney，1737-1806）為大使，率領使團並攜備貢品十九件從廣州乘船到天津，以賀乾隆（1711-1799）八十大壽為名向中國提出改善貿易建議。可惜當時中國仍只把馬甘尼一行視作朝貢使團，對英國所提出的各種要求，僅用「與天朝體制不合」為理由加以拒絕，對於跪拜儀式更引發了爭議。
綜觀當時朝廷對待西方的態度，顯示出中國人落後的一面，至少在經濟及外交上如是。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A. Smith，1723-1790）已經指出分工對生產效率的重要性，而且自由貿易下各國都可以享用多元化產品，還能改善國民的生活水平。其時「一體化」觀念在歐洲各國已經建立起來，她們競相生產自己擁有絕對成本差異的物品，換取別國生產的物品；但乾隆面對馬甘尼的通商要求，其回應是：「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業、瓷器、絲綢為西洋各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使日用有資，並霑餘潤」（梁廷枏《粵海關誌》）。乾隆不明白專業化生產能夠增加產量，貿易可以獲得自己沒法生產的物品，提高國民福祉的道理，他對英國使節這番說話，明顯予人對經濟觀念落後的感覺。
18世紀中國的世界觀仍然是保持著部落擁戴共主的思維，認為中國處於世界中心，四面八方皆是蠻荒夷族，而且還陶醉於盛唐「天可汗」制度，四方蠻夷必須以天朝皇帝為專。然而歐洲在17世紀已經發展出一場用理性態度、科學精神、重視知識來打擊重情感和迷信的中古思想之運動——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自由、民主思想，將整個歐洲大陸予以平等，自由，博愛的觀念。該等觀念逐漸從人與人的關係上昇華到國與國的關係，清王朝強行英使向乾隆行跪拜禮，使歐人認定中國對外交制度的無知和落後。
英國對馬甘尼使華未能達到自由貿易的目的始終耿耿於懷，1816年再次派遣使節來華再與清廷商榷，也就是阿美士德勛爵(W. P. Amherst，1773-1857)的出使，但叩頭禮儀仍舊是問題，最終無功而返。英國所以重視對華貿易，主要有兩項原因：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最早發生於英國，自動化是工業革命之根本，其結果是生產數量大增，當國內無法耗盡大量產品時，海外市場便是唯一途徑。根據麥迪森（A. Maddison）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估算，1700年英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是107.09億國際元（以1990年美元購買力），到1820年已經增加至362.32億國際元，增加超過2.5倍；出口貿易方面，英國從1720年到1820年間，出口量每年增加約2%，亦即35年出口數字增加1倍，100年內增加了約7倍。英國推動對外貿易的時間較其他歐洲國家遲，早在16世紀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已經從航海事業中經貿易取得第一金，當時三國的據點已囊括世界最有利的地區，荷蘭——非洲東岸到印度洋一帶、亞洲則是印尼及台灣；葡萄牙——巴西、錫蘭、馬來西亞及澳門；西班牙——菲律賓、阿根廷、智利及與法國瓜分北美洲，英國這後起之秀需要更加努力才可分杯羹。19世紀初中國擁有3.81億人口，佔全球人口的37%，發展中國市場對英國而言是一項重要的戰略。
其次，18世紀末英國對華貿易開始出現逆差，中國向英國進口大量茶葉，不但綠茶或紅茶，嘗茶成為英國人的習慣，1720年前英國每年的茶葉進口量還在一萬擔以下，到1720至1800年間，年平均進口量已經達到二萬擔，1800至1833年間，更飆升到年均三萬五千擔。糟糕的是英國本以高進口稅阻止中國的茶葉進口，但高額稅收和巨大利潤導致了大量走私，1785年英國政府將茶葉稅從119%減至12.5%，反倒刺激中國茶業的進口。其時英國能夠拿來出口的商品就是毛織品及高檔瓷器，如前所述，中國在明朝時候已經盛行用棉織布製造衣服，而且絲綢服飾在中國自古也廣泛流行，中國人對於衣著服飾，一向都不用費神，也就無必要輸入英國的毛織品；至於瓷器，中國的產品亦聞名中外，亦無須購買英國的了。英國對中國的貿易不平衡，英國始終需要解決，只是用什麼方法及什麼時候才得到解決。
時間終於到來，一場「鴉片戰爭」解決了中英兩國自16世紀到19世紀初的貿易問題。或許有人會問：「南京條約」中國開放五個口岸給英國人在境內經商，給予英國更大優厚的貿易條件，而且改善了英國貿易逆差，不是只解決了英國的問題嗎?其實不然，當知「鴉片戰爭」是中國門戶開放之始，自此中國政府要跟洋人交往，內陸更多地方可與洋人貿易，中國人有機會比較西洋文明與中國文明的異同，從而取長補短；擴大貿易能夠獲得更多選擇，提高國民的生活質素。可惜當時中國只作被動，朝貢制度被打破，落後思想部分地移除，門戶開放了，卻不懂深入反思，改變自己來適應世界。
英國藉鴉片貿易衝突的時機透過戰爭解決了長期對華貿易問題，此後歐洲列強相繼仿效英國利用條約取代朝貢跟中國通商，有人說這場「鴉片戰爭」應該稱為「商務戰爭」。筆者認為上述立論成立的充分條件必須證明：如果這場戰爭不是因鴉片，戰爭也會爆發，即中英遲早難免一戰。對後者而言，從英國立場看，對華貿易問題始終需要處理，既然多次循外交途徑都不能解決，武力必然是最後方法，只是等待時機的出現；再者，假如這場戰爭的爭端不是鴉片，而是茶葉、瓷器或其它，戰爭都會發生，因為兩國對貿易的觀點成為雙方關係的絆腳石。所以「商務戰爭」可以是「鴉片戰爭」的代名詞。
從中國的立場看，1839年「鴉片戰爭」也是一場「商務戰爭」。首先，鴉片輸入除了荼毒國人身心，還導致國內白銀大量流出，清朝前期鴉片每年輸入量不到200箱，到了1821年鴉片年輸入量已達5,959箱，12年後的1833年輸入量飆升到20,486箱，在戰爭前的幾年，每年輸入的鴉片已達40,000箱左右；當時中國購買大額舶來品是使用白銀，鴉片輸入倍增，白銀大量流出，使已經處於長期白銀不足下的中國，因白銀嚴重短缺釀成經濟危機。白銀價格高據不下，清初白銀與銅錢的兌換價格在1白銀兌1,000銅錢，「鴉片戰爭」前兌換價格達到1白銀換1,500王1,600錢，銀價升值了50%。「銀貴錢賤」對低收入的農民影響甚大，由於百姓是以白銀向政府繳納稅款，一般平民百姓在繳稅時需將手上的銅錢換成白銀，白銀升值變相增加了所繳納的稅款，加重低下階層的負擔。清政府為了社會穩定，對鴉片輸入引致白銀外流的嚴重性非常關注。其次，購買鴉片之白銀流進了英國境內，導致英國人增加對中國茶業的貿易，打擊了中國閉關鎖國政策及朝貢貿易的精神。再者，中國禁鴉片的動機並非考慮國民的健康，由於煙草利潤大，清初很多自耕農放棄種植糧食改種菸草，1727年雍正（1678-1735），首次頒佈的禁煙令是針對菸草，到1729年才下達針對鴉片的禁煙令，從這個打擊的順序而言，清政府關心的是國家的糧食安全，從這意義看，1839年中英戰爭所爭執的如非鴉片，兩國衝突都會發生，因為這是一場關於貿易問題的商務戰爭。
「鴉片戰爭」成為英國解決貿易問題的事件，結果日後兩國的貿易連繫從朝貢轉到條約，但始終還是在不平等情況下實現貿易，不同之處乃不對等地位者的角色改變過來，及中國市場陸續開放給洋人進行貿易，閉關政策終被打破。有謂如果林則徐（1785-1850）當年沒有在虎門焚燒鴉片，中英兩個的商務戰爭仍然會出現，只是早晚而己。當然歷史沒有如果，歷史只可從已發生的事件分析箇中原因，但據學者黃仁宇（R. Huang，1918-2000）提出的「大歷史觀」，認為任何歷史事件都是在長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下發生，那麼這場戰爭又似乎總會出現，至少它是在不平等貿易制度下長期合理地引致。
戰後中國開放門戶，爾後歐洲列強相繼向中國發動商務戰，透過不平等條約取得在中國通商的權利。此時清廷對外態度仍舊沒變，認為列強侵佔中國的利益，這種觀念引發國人仇外、排外的心態，導致清室最後60多年中、西發生多次本可避免的戰爭，滿清政權由此斷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