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何以不用武力抵抗外敵
2020年11月10日
讀書時歷史科老師常說宋朝（960-1279）是中國歷史上最弱的一個朝代。大宋面對的外敵很多，先有黨項（西夏）及契丹（遼），再有女真（金），後有蒙古（元），然而宋室面對戰爭多是不戰而和，每次都不作戰到底，只曉得賠償了事，多番簽訂不平等的賠款條約。歷史書還說原因是宋朝重文輕武，軍事實力遠遜外敵，而且自太祖趙匡胤（927-976）收回武將兵權後，加強了中央的軍力，但削弱了地方的兵力，在這種「強幹弱枝」政策下，宋朝更難以抵抗邊境外敵之入侵。
事實又是怎樣的呢?不妨看看歷史：公元1127年金兵以傾國之力南下渡江，以圖一舉殲滅宋室，當時宋朝的臨時政府立足未穩，形勢危矣，但就在這個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南宋（1127-1279）軍隊居然不可思議的一敗再敗金兵，一個流亡朝廷和一些流亡軍人，面對橫掃東南亞的女真人，幾無敗績！這不能不說宋軍的戰鬥力相當強勁。
其次，13世紀蒙古國力強盛，軍隊橫掃東、西亞，征服「西遼」用了1年時間、征服「花剌子模」用了年半時間、征服「波斯和阿拉伯」用了8年時間、征服「西夏」用了10年時間、而征服中國北方的金朝用了22年時間，但居然用了45年時間才征服南宋。由此可見宋朝軍力並非薄弱。
宋朝除軍事力量不弱外，其經濟實力也是歷朝之冠。宋朝平均年財政收入為2,021萬貫（1貫等於1兩等於300元人民幣），最富裕的徽宗時期，財政收入約為6,500萬貫；明朝（1368-1644）平均年財政收入大約是2,000萬兩，高峰出現在1602年，達到2,295.3萬兩；清朝（1644-1911）平均年財政收入約為8,000萬兩，公元1891年更是搞到8,968萬兩（資料來源：《明朝財政收入為什麼落後於宋朝，更落後於清朝》每日頭條）。如果考慮三個朝代的彊域，北宋是280萬平方公里，明永樂時是1,233萬平方公里，清乾隆時是1,470萬平方公里（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明朝彊域是宋朝的4.4倍，最高峰的財政收入卻不足宋朝的1/3，清朝彊域是宋朝的5.2倍強，最高峰的財政收入只是宋朝的1.38倍。
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 Maddison 1926-2010）推算，在公元1000年（北宋）中國人均GDP約為450國際元（1國際元等於4.3元人民幣），西歐是400國際元，世界是435國際元，可以說當時宋朝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從北宋張擇端所寫的《清明上河圖》描述北宋汴京城（今河南省開封市）的熱鬧景象便知當時社會是何等的繁盛。
然則宋朝何以對外敵採取如此軟弱的態度呢?如果想深一層，無非是成本效益的計量。對外作戰，無論是向外侵略或是抵禦外敵，都需要付出軍費，戰勝固然可望獲得戰敗國賠償，但假如戰事失利，損失可能不計其數。宋朝立國之初，北方燕雲十六州（今北京、天津海河以北，以及山西、河北北部）已經在五代時經石敬塘割讓予契丹，險要之所不能據有，實難抵擋外族入侵。況且宋朝經濟實力雄厚，每年給蠻夷些微甜頭，能獲天下和平，那又可樂而不為?以公元1005年宋、遼「澶淵之盟」為例，宋朝每年輸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最後換來宋、遼120年和平。銀10萬兩、絹20萬匹折合約為30萬貫（1兩及1匹絹各約等於1貫），只佔宋朝年平均財政收入的1.5%左右。
有人認為宋廷給外敵利益換取和平，是刻意討好敵人，乞求對方停止侵略，容易給別人對中國人有種懦弱的感覺。如果從對社會資源配置有利的角度看，事情又不是這樣。英國經濟學家朗奴高斯（R. Coase1910-2013）曾舉下述例子：牧場的牛群經常越過圍欄走進隔鄰吃掉農場的穀物，一般認為牧場主人應該向農場主人賠償穀物的損失。高斯卻認為，何以只要求牧場主人賠償農場主?農場主人為何不可以向牧場主人付費，促其約束牛群越界覓食?這裡牽涉到產權問題，即牧場主人有權讓牛群越界覓食，還是農場主人有權禁止牛群吃掉穀物。高斯的結論是：無論初始產權誰屬（權利在牧場主還是農場主），市場交易（通過成本效益分析）會使資產使用達到最高價值（牛群隻數或穀物數量）。
上述「高斯定理」（Coase Theorem）放在宋朝與外敵作戰上，其意義是：不論權利在入侵中原的外族（給外敵付費促其不再入侵），還是在抵禦侵略的大宋（對入侵敵人奮力抵抗），雙方透過市場交易（各自衡量戰爭的成本效益），戰爭結果（包括戰爭時間及條約內容）都是在社會最優的情況之中。既然長期作戰消耗大量人力、財力，而且在雄厚的經濟實力下，大宋只有用金錢來代替戰爭，不然的話，持續戰爭可能會令宋廷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