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的真相

                                                                                                                                                                                                                                                                                                                                                             2023年10月27日

       中國歷史上有些君主，本身擁有成為皇帝的潛質或機會，在未正式登上皇位前會在別人面前裝作賢德，其目的用現代人的術語是「博取好感以便上位」。王莽和楊廣便是共中的表表者。

王莽、楊廣執政前後聲望的對比

       王莽是西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兒，王氏家族以外戚身份在多朝歷任要職，王莽以一介儒生，折節恭儉，勤奮博學，以德行著稱。為表堅守儒家規範，曾逼迫兒子王獲自殺，原因是王獲殺死了一名家奴。王莽就是用這樣極端的方法取得了極高的聲望。

       楊廣是隋文帝楊堅的次子，史書稱他：「美姿儀，少聰慧」。楊堅初立長子楊勇為太子，楊廣為奪取太子地位，不吝虛情假意討好父母歡心。他心知母親獨孤皇后最痛恨男子寵愛姬妾，故只與王妃蕭氏住在一起，因此母親輕視太子，稱讚楊廣的德行；他知道父親喜歡節儉，故每次來朝，車馬侍從都儉約樸素，恭敬的應對朝臣，禮節極其謙卑，在父親的心裡，其名聲是諸位兒子中最好的。

       無獨有偶，王莽和楊廣的名聲在即位前後有着鮮明的對比。王莽改朝換代後實施了一系列改革，結果卻帶來惡評不斷，甚至影響統治基礎。王莽「托古改制」中改官名、地名給百姓造成極大的麻煩；鹽、鐵、布帛國營實是與民爭利；貨幣改革讓社會回到以物易物時代；廢除奴婢及推行井田直接跟權貴及豪強對着幹。在民怨沸騰下王莽所建立的新朝不足十四年而亡。

       楊廣登基前後可謂判若兩人。登基前的楊廣待人謙遜、儉樸、講求禮節、嚴抑欲望；當上皇帝後不但在各地大修宮殿苑囿、離宮別館，還曾調戲楊堅的妃子宣華夫人，楊堅死後更肆無忌憚地佔有了宣華夫人，極度驕奢淫逸。一登基楊廣的殘暴與心狠手辣便表露無遺，首先將其兄楊勇賜死，並分別流放或毒死楊勇的十個兒子。在位時修造從現在北京到杭州的運河，三次發兵遠征高麗，帶著皇后妃子、百官大臣、僧尼道士和大批軍隊，沿所開鑿的運河巡遊江都，極盡好大喜功之能事。結果在位十四年而亡國。

重視名聲的李世民

       不難理解人有時為了達成願望會不惜一切使用各種方式，包括壓制內心暫時改變個人的本性，表現出人們稱道的行為；當願望達成後，先前被壓制的個性立刻表露無遺，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王莽及楊廣便是兩個要好的例子。然而中國歷史上有位皇帝卻反其道而行，他沒有王莽深懷復古之念（指的是政制），也沒有楊廣暴戾驕奢的個性，即位前沒有偽裝個人行為表現來取悅他人，即位後卻刻意營造成一位賢君、明主以期揚名千載。此人是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是唐朝開國君主李淵的次子，早年削平隋末割據群雄，為唐朝的建立與統一立下赫赫戰功，但囿於世民是次子，無法成為太子，而李淵長子李建成（被立為太子）自知戰功與威信皆不及世民，心有忌憚，二人因此出現芥蒂。及後建成與弟弟元吉聯合，一起排擠和陷害世民，最終世民先發制人在「玄武門」伏兵，親手射殺建成，元吉也在政變中被害。期後建成及元吉的兒子均被世民所誅殺。李淵無奈只好把帝位傳予世民。

       李世民即位後偃武修文，勵精圖治，選賢任能，虛心納諫；政治清明、經濟復蘇、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頓時出現，史稱「貞觀之治」。史載「貞觀之治」具有兩項重要成果，分別是民生豐足與從諫如流。但是我們若翻查史冊，會發現「貞觀之治」原來是個假象，實際情況與治世相許甚遠。以下將從民生及納諫兩方面加以證明。

民生豐足的背後

       中國以農立國，耕作收獲是廣大老百姓的收入來源，百姓的支出包括需繳給政府的稅項，及家庭的生活支出。因此我們可將這種情況簡化為一公式：

                                                                                                              （土地）生產總量=繳交的稅負+（人口）生存必須量

中國人口長期集中在黃河流域，耕地面積始終沒法作大規模增長，雖然偶有天災導致失收，但一般來說耕作收獲的變化不大；若遇上統治者好大喜功，頻頻發動戰爭或崇尚建設，百姓的稅負便會大幅增加；生活支出（生存必須量）的多寡與每個家庭成員人數呈正相關，人口增長對百姓的生活影響很大。由於稅負及生活支出要視乎統治者的心態及人口數量傾向而定，而好大喜功是歷代君主的常態，大家庭觀念又是普羅大眾所渴求。相對而言稅負及生活支出的變化較大。

       再來看看一些人口數字：秦朝初年（公元前221年）4,000萬，西漢初年（公元前202年）1,400-1,800萬，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5,959萬，東漢光武帝末年（公元57年）2,100萬，漢桓帝永壽二年（公元156年）5,648萬，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1,616萬，隋煬帝大業五年（公元609年）4,602萬，唐太宗初年（公元626年）1,235萬。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到中國在不同時期人口的變化頗大。每逢戰亂後人口都急劇減少，如西漢初年、東漢初年及西晉初年，分別有項羽劉邦之爭、赤眉綠林之亂及魏蜀吳三國之戰，當時參與戰爭的將士多戰死沙場，百姓在戰爭中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人口當然沒法增加。特別的是唐太宗初年的人口最少，與西漢及西晉初年相若，只有東漢初年的不足六成。從下文的分析可推論，貞觀年間所謂民生豐足，實非受惠於李世民的德政。

       據杜佑《通典‧食貨七》記載：「大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以整數300萬算，平均每戶約四口；若用隋文帝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作比較，當年戶口數目870萬戶，人口4,494.4萬（根據《唐會要‧卷八十四》），計每戶平均人數約五口。由此可知，貞觀年間由於每戶平均人數減少，生活開支也相對少，百姓的盈餘因而增多了，豐足的感覺亦油然而生。再者人口少了，由於耕地面積變化不大，人均耕地（總耕地面積除以總人口）自然增多，縱使耕作技術沒有進步，糧食產出也足以養活總人口而有餘。可以說「貞觀之治」中的民生豐足完全是人口銳減的效果。

       現在從百姓的生活狀況去瞭解「貞觀之治」之實情。學者晏金銘考據貞觀年間的百姓一般每年需要繳交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給朝廷。譬如一戶擁有耕地五十畝，全年生產糧食五十石，須將其中十一石二斗貢納給國家，佔收獲總量的22%，再加上其他雜徭、附加稅，則在25%以上。如遇天災糧食歉收，那就高於25%了；至於那些租庸調制下「授田」二、三十畝的貧窮戶，他們的賦役負擔，每年在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見晏金銘《唐貞觀年間「課戶」賦役負擔考釋》，載於《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2年第3期）。

       學者王士立的考證指出，農民授田百畝，在沒有天災的正常年景，每年可得粟一百石左右，其中四分之一交給政府，以一家五口計算，每年食用六十石，尚餘十五石，加上其他副業收入，只可維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購買炊具、農具，送往迎來和養生送死等最低生活水平的費用。假如遇上歉收，境況還要差些；那些授田三十畝的狹鄉農民，常年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他副業，除去四分之一的租（以實物繳納的地租）及調（男丁向國家繳納的實物），即使不以庸（繳納實物予國家代替力役）代役，餘糧只能食用半年，之後只可食谷糠與野菜度日（見王士立《對貞觀年間農民生活狀況的初步探討》，載於《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

       孫翊剛主編的《中國賦稅史》，用農戶的年收入及支出數據，計算了那些狹鄉農民的生活。根據敦煌戶藉殘卷記載，各丁授田的平均數在三十畝左右，按一丁授田三十畝算，當時一般糧食產量為畝產一石，故每年共收三十石。以男丁為戶主的一夫一婦五口之家為例，按唐代規定，需繳納租庸調、戶稅、地稅為七石七斗五升，繳納後尚餘二十二石二斗五升；據《唐六典‧卷六—尚書刑部》所載，五口之家每日需要口糧七升二合，全年共需二十五石九斗二升，還缺少三石六升七斗，即每年缺少一個半月以上的口糧。若加上所需的種子、農具、肥料等生產要素和衣物等日常不可少的開支，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

       從典藉中透過貞觀年間時人的經歷及言論，可知當時民生的景況。貞觀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在鹿苑狩獵，發現很多窮人連衣服都穿不起（「狩於鹿苑，見野人多襤褸。」見北宋王欽若《冊府元龜》）。

       貞觀五年（公元631年），李世民擬修造洛陽宮，尚書戴胄上奏說，修築洛陽宮，等於把徵兵役後剩餘的民間壯丁都全徵調去了。百姓家中一人去服役，全家生計就要陷入困頓。服兵役要自己準備器具，服徭役要自己準備糧食，許多百姓舉全家之力，都無力置辦齊備（「九成作役，餘丁向盡，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餱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見五代後晉劉昫《舊唐書‧戴胄傳》）。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侍御史馬周上奏說，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徵發徭役不遑多讓，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來。我到基層訪問，四、五年來，百姓對朝廷怨聲載道，認為陞下根本不在乎他們的死活（「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蹉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見唐吳兢《貞觀政要‧奢縱》）。

       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李世民下令：從今往後，再有百姓膽敢弄斷自己的手腳，以逃避朝廷的賦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賦役也不能因為殘疾而免除。（「李世民下發詔書：╔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肢體，至是遺風猶存，都禁之。」見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六）。如果不是朝廷的賦役迫得百姓活不下去，誰會狠下心來自殘?如果不是百姓自殘的現象已經很嚴重，李世民也不至於下這樣的詔書。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李世民準備第二次進攻高麗，徵發劍南道百姓造船，百姓欲用錢來替代勞役，結果賣房子、賣田產、賣兒女，也沒法繳足朝廷規定的役錢，只有外逃一途。百姓外逃，土地無人耕種，糧價隨之暴漲，社會陷入動盪（「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踴貴，劍外騷然。」見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九）。

       從上述所引之數字資料、史冊記錄及時人言談，李世民治下的社會，不但田租稅率其高，賦役也多如天上星，百姓負擔之重可想而知。若說這樣的社會是民生豐足，相信認同者應該寥寥無幾。對於歷史評價貞觀時期的人口增加是由於民生豐足所致，個人對此不敢苟同，認為人口增加是基於當時總人數銳減，致人均耕地面積增加，物質相對豐富，勞動力需求的壓力增強，人口因而增加。並非如歷史書本指的民生豐足。

諫言接受行動依舊

       貞觀年間李世民確實大力倡導大臣們進諫，更成為一時風尚，每次有大臣進諫，李世民都欣然接受，並對進諫者大加贊許，但過後卻依然故我，想做的仍會繼續。我們看看以下史冊有關的記載。

       貞觀四年，李世民下詔大興土木，營建東都洛陽的皇宮。大臣張玄素極為不滿，上奏說，陛下以前去東都，把那些華麗的建築拆了，以示節儉，天下人交口稱頌。如今又去重建，這算甚麼?陞下天天說巡幸不是甚麼要緊事，只會浪費錢財。如今國庫空虛，陛下又要營建宮殿，這又算甚麼?當日太上皇燒毀東都多餘的宮殿，陛下覺得如果不燒，拆下來的瓦木還有用，可以賜給貧民。雖然太上皇沒有採納，但天下人都稱讚陞下仁德。事情才過去五六年，陞下卻又要大興土木，這又算甚麼? （「陞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即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劣役過度，怨將起。太上皇敕大殿高門並宜焚毀，陞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予貧人。事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五六年間，趨舍頓異，何以昭示子孫，光敷四海?」見五代後晉劉昫《舊唐書‧張玄素傳》）。

       張玄素的進言沒留餘地，李世民十分尷尬，回過頭來對房玄齡「解釋」說，朕營建東都的本意是因為洛陽處在國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來朝貢。玄素既然這麼說了，日後朕去洛陽，就算露天而坐，也不會覺得苦（「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見五代後晉劉昫《舊唐書‧張玄素傳》）。當然房玄齡知道「方便朝貢」是個藉口，只是皇帝給自己找的下台階。

       其實李世民對營建洛陽宮的心仍沒死。貞觀五年，剛建完仁壽宮的李世民突然再次將營建洛陽宮方案提上了日程。尚書戴冑再三勸諫，李世民稱讚了戴冑的直言，並提升了他的官爵。但最後也沒有忘記興建洛陽宮，且極為奢華（「鑿池築山，雕飾華靡。」見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三）。洛陽宮建成後，李世民受不了滿朝士大夫的議論，結果李世民痛罵了負責工程的官員，將其免職，然後狠心把剛落成的宮殿拆毀。

       另一事件發生在貞觀十一年，御史柳範彈劾李世民第三子吳王李恪頻繁外出遊獵，嚴重擾民。李世民處罰了李恪後，發怒說，長史權萬紀輔佐我兒，卻不能有所匡正，論罪當死（「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見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五）。柳範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齡輔佐朕下，也未能阻止陞下四處遊獵，該死的不光權萬紀一人（「房玄齡事陞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一人。」見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五）。這一年，朝臣屢次勸諫李世民節制遊獵，李世民卻以一貫作風，諫言接受但一切依舊的態度。

       若說李世民善於納諫，勇於改過是促成「貞觀之治」的原因，那實屬淺見。李世民希望成為明君賢主，但帝王所有的一切私慾，他都沒能去掉，因此常常在私慾與仁德之間掙扎，而往往都被私慾所戰勝。其實李世民對大臣的進諫經常有不滿且大發牢騷。貞觀八年（公元634年），中牟丞相皇甫德參進諫說，陞下往日修築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過分徵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跟宮裏學的（「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見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四）。李世民聽了大怒，對着房玄齡發飆說，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徵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朕的宮女都剃光頭，他才滿意? （「德參欲國家不徵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見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四）。可見李世民不是一個能夠完全虛心納諫的君主。

總結

       可以肯定李世民取得天下，事前並沒有預謀。登上皇帝寶座前，他不像王莽如同表演般把自己塑造成儒生典範；也不像楊廣在大眾面前裝作溫文爾雅，講究禮儀，勤儉有德的好人。有人認為王莽的儒生典範並非偽裝，是發自內心的，但在兩漢重視讖緯及天命的社會，皇帝的合法地位，上天的指示是極其重要，而所謂上天指示，說到底全是人們主觀的判斷。所以有理由相信，王莽為博取大眾好感，刻意裝成一個大好人。至於楊廣即位後的暴虐、驕奢、淫逸、好戰等表現，絕非成為皇帝後才出現，因為人的性格源於天生，因此可以否定楊廣不是偽裝好人，為的是與楊勇爭奪帝位。

       李世民卻不同，即位前並不十分重視聲望，曾協助父親李淵平定群雄，建立了統一唐室的汗馬功勞。即位後反而注重政績，原因可能是他在「玄武門之變」中懷有弒兄之惡名，希望以政績取得大眾認同，為他的皇帝位置創造合法性。李世民很在乎自己的歷史形象，貞觀九年（公元635年），他向史官索取與自己相關的歷史記錄，被諫議大夫朱子奢駁回（見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七）；貞觀十三年，他又詢問褚遂良自己起居注的具體內容，擔心裏面記載了自己的缺點（見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六）。

       正由於李世民特別關心自己的政績，所以特意「製造」一個治世，亦由於李世民不能除去歷代帝王的物慾，因此這個治世始終表裏不一。「貞觀之治」表面是民生豐足、從善如流、四方昇平；內裏卻是賦役沉重、缺乏節制、甘於享樂，為展示政績，耗用國庫出兵四夷，才使四方稱臣。因此「貞觀之治」不是統治者的仁德所出現，而是由於客觀環境，如人口銳減促使生產力提升，及統治者悉心「栽培」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