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侨侃大山——我的启蒙老师　　　　　　　　　　　　　　　
·敏嘟噜·

〖引子〗
　　孩子长到几岁时才开始懂事，这真是因人而异。在我十岁多的时候，邻居一个名叫小义们儿的坏枣与我进行了一次非常认真的谈话。他刚当上学徒车工，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问了我几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他问我知道不知道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我说“不知道”；他告诉我说是苏联的高尔基。他又问我知道不知道高尔基有部文学巨著是什么名字，我又说“不知道”；他告诉我说那书叫《我的童年》。他又问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高尔基没有上过学却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我的回答当然还是“不知道”，我真是三问三不知。于是他告诉我说因为高尔基小的时候有个很有思想的成年工人是他的启蒙老师。然后这个
坏枣就对我说他看我很聪明，将来可能会很有作为，所以需要有一个启蒙老师。我当时想他是想让我拜他为师，可我知道他根本不会武功，教不了我几招拳脚，所以就没接他的这个话茬。不过“启蒙老师”这个词我是记住了。事隔几十年了，随说还没成名，但也有个事业干了，对别人我总说自己是个专家，忽然想起此事，不觉问自己：谁曾是我的“启蒙老师”？


〖正文〗
　　我从两岁时就被送进幼儿园，星期一早上有个大汽车把我和邻居的孩子们接去，星期六下午把我们送回家。从那时起我就有老师了，可我并不认为她们给我启了多少“蒙”。我记得老师们每天都要批评我至少一次：我不刷牙要受批评，我倒剩饭要受批评，我晚上不睡觉要受批评，我在照像时出鬼脸也要受批评，我在音乐课上唱高调还要受批评。有一次我问老师：“为什么女生每天都要洗屁股，而男生却不用？难道她们不知道拉完屎后要把屁眼儿擦乾净吗？”老师批评我道：“你人不大，怎么总是想出些很坏主意。”我实在想不通，就在女生洗屁股时假装走错门闯进女生洗屁股的屋子。当然我被痛骂了出来，不过，我也真开了眼。后来我还神神密密地把我这段经历讲给其他男生。不知在幼儿园里熬了多久，我终于可以上小学了！
　　临上学前，邻居一位陈婆婆拉着我和她孙子陈二娃的手说：“你们俩要象亲兄弟一样，如果有人欺负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俩就一块儿上。”陈婆婆的这一句话，把我和陈二娃绑在一起二十年，我们联手一起打了上百场架，出生入死都在一起，直到我出国留学。
　　上小学的第一天我和陈二娃就跟班里的一个蹲班生打了一架。这个蹲班生比我们都年长一岁，又高半头，上课时这厮站在教室门口，每进一个学生他就用脚绊一下，到我和陈二娃进门时，我们跳了过去，结果这厮就跟上补给我们一人一个脑瓢子，我们俩相互看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就老老实实地进教室去了。上课时我们俩商量了一下对策。下课铃响后，我们先出教室，陈二娃站在教室门口等着，当蹲班生大摇大摆地出来时，陈二娃把腿一伸，这厮一不留神，摔了个狗啃泥。他爬起来后左右看看，班里的同学都捂着嘴笑，然后他满不在乎地抹了抹脸上的土，象个打架老手似的慢慢地走近陈二娃，正当他抬手要打陈二娃时，我早已经找好位置，一拳从斜侧方向打在这厮的脸上，这厮马上转身向我扑来，陈二娃又在后面捶他，就这样我们一前一后把这厮打糊涂了，后来我们俩骑在这厮身上打，直到他喊“我服了”才停手。我也因此理解了老师在课堂上刚刚讲的“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后来老师问我为什么把人打成那样，我自以为有理，就顺口说他把脸往我拳头上撞，没撞好把眼睛撞青了。从此老师认为我不是个好学生，当然学习成绩也就不好了。我很失望，好不容易盼到的小学，也没多大意思。
　　期末终于到了，我期末考试语文算术的成绩都是七十多分，我拿着被老师改红了的考卷低着头往家走。记起哥哥曾跟我说过，他第一次考试差两分就是“双百分”，父亲骂他是笨
蛋；第二次考试差一分就是“双百分”，怕挨骂，就自己用红笔把成绩改成“双百分”，被父亲发现了，结果哥哥挨了顿揍。我这七十多分还不知要受什么处罚呢，可也怪了，我紧张了好几天也没有人过问。多少年后我问我母亲为什么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成绩？是不是因为我小而对我特别溺爱？我母亲说她以为我是个废物，不值得培养，因为我从小就只知道破坏东西，不像我哥哥那样做什么象什么。
　　到该上二年级时，我接到学校一通知，说学校要放长假，什么时候开学另发通知。我跑到学校去看，见到学校里到处是大字报。问问才知道是在闹大革命。我就高高兴兴地回家玩去了。不久大革命闹到我们院来了，院门旁贴着一付对联，上联是“庙小神灵大”，下联是“水浅王八多”，还有一横批是“全是黑帮”！院里大部份住家被红卫兵给抄了，我家也是在劫难逃。后来我父亲被关进“学习班”，母亲被送进“五·七干校”，为了安全，我母亲把我托付给一个叫马伯伯的人家。　
　　马伯伯曾是我家里的常客。他在我母亲的那所学校里教书（我母亲是校长），是我们家的好朋友。我母亲曾说马伯伯的父亲是大地主，在解放初期被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给镇压了，因为这个出身，他即使很有学问也不能在大学教书。我母亲把我寄托在马伯伯家，这老两口把我当亲儿子看待。我记得马大婶做的腌蒜苗特别好吃。我在他们家住时给他们惹了许多麻烦。举例来说，一次我出门忘带门钥匙就把门锁上了，我就在院里找了个铁条把门撬开了。马伯伯回家时见门坏了，问清楚原因后就把门修好了，一句也没骂我，马大婶还和霭地告诉我以后一定记住锁门前查查钥匙在不在身上。我当时想，马大婶比我妈可好多了。还有一次我抓了些蛐蛐存在个瓶子里，没盖好，夜里蛐蛐们跑到屋子各处高兴地叫起来，马伯伯和马大婶深夜起来在屋里抓蛐蛐，抓到蛐蛐后马伯伯还告诉我应该如何养蛐蛐，我又没有挨骂。有一次我在屋里烧纸玩，差点把房子烧了，多亏马大婶发现得早，事后马伯伯还是对我耐心教育。后来我实在不愿意给马伯伯和马大婶这样的好人惹麻烦，可我又管不住自己，就跑回自己家去了，和哥哥一起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酱油泡米饭。以后很久没有见到马伯伯，听说他也被关进了牛棚。
　　由于文化革命的缘故，我上小学三年级时除了会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外什么文章都读不下来，连街上的大字报都看不懂。但我知道凡是大字报上点了名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一天我哥哥悄悄地告诉我，我们的父亲都被大字报点名了！我哥哥还领我去政府机关看那张大字报，我不认几个字，哥哥就念给我听，我们俩看完后就灰溜溜地回家了。不久，我们接到了通知，让我们到某车站去送我们的父亲下农村劳动改造。哥哥领着我到送人地点，那里有许多人，都是黑帮家属。一辆大轿车把几十个黑帮分子一起运走。父亲临上车前象对待成年人一样与哥哥和我握了握手。这是我第一次与父亲握手，他的手是那么大，那么温暖，那么有力。不知为什么我忍不住地大哭起来，也许我觉得我将失去父亲，也许我觉得我将因此永远流落街头。父亲胡噜胡噜我的头对我说：“你是个男子汉，要坚强，男子汉流血不流泪。”后来我真的坚强起来了，在几年的孤儿生活中肚子饿了没有掉过泪，打架时胳膊上被刀片划下块肉来也没有掉过泪。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我家搬到北京城郊去了，因为那个院要腾出来给从外地调进京的军管会领导们住。我也转了学。刚到新班谁也不认识，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在教室里。新班的班主任姓穆，是个年轻的女老师。不知为什么她总在班里表扬我，我真是受宠若惊：我从幼儿园到小学，没有受过任何人的表扬。穆老师说我坐得正，我就挺着腰板；穆老师说我字写得好，我就真的一笔一划地写作业；穆老师让我回答课堂问题，我就认真地回答；结果我居然成了个好学生！每天被表扬几下的感觉真好。班里有个男生非说他长得很像我，班里那些胸脯有些隆起的女孩子也开始用眼睛长时间地盯着我，我那时真不知这就是暗送秋波……
　　可是好景并不长，我终于忍不住犯了个错误：因为老师总表扬我，班里有些人很不满意，就成伙地跟我起逆，我很明白这不就是想打架嘛，这正是我的长项啊，别的都是装出来的，就打架这事我真会。于是我找了个机会，乘那伙人中个大的不在时把他们中的个最小的给打了。其实只放了他两拳。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孙子在课间休息时凑到我身边皱着鼻子上下打量我，我对他说：“瞅什么瞅，没见过爷爷是怎么着？”那孙子一下子没听清，摇了摇头看着我，怎么一个老实人嘴里能放出这么地道的黑话来？我乘他发愣时先下手为强，一拳打在他的眼睛上，在他捂眼睛时又接着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当即打得他鼻孔里往外喷血，这场架就以我的胜利而告结束。事后班里有位女同学对我说：“你真勇敢，敢往脸上打，还能打出血来，象小说里写的那样。”
　　那时孩子们打架讲究扇大嘴巴，一是打在脸上很响，二是能显出五个手指印来。其实扇大嘴巴对敌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只是当时不好看罢了。我不用手掌打，而是用拳头打。凭我的经验，用手掌打时自己的手掌会很疼；用拳头打时自己的拳头不会痛，而被打者会更痛。我的经验都是从皮肉的疼痛中摸索出来的。我曾被人打过，痛是当然的了，打到鼻子上，鼻子会流血；打到眼睛上，眼睛会变青，而且是青紫好几天，走到哪里人们都会议论这是被谁打的。
　　我那场架打得很有成效，班里的同学都说我很利害，从此不但没人再跟我起逆了，坏小子们还都围拢在我周围。可是穆老师再也不在班里表扬我了。我试着去讨好穆老师，穆老师对我说：“你的脸长得那么天真无邪，可你的手却是那么狠毒！”她哪里知道我这些招数都是从挨打中学来的。勇敢和粗鲁不同，粗鲁是天生的，勇敢却是后天锻炼出来的。
　　后来我的小哥们陈二娃、王子腿、周老赖的家也都陆续搬到市郊来了。当然，我在学校的日子也好过多了。我们从幼儿园时就在一起，我们是个帮，用王子腿的话讲是“四个火枪手”。我们那时真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那才叫“哥儿们儿”呢。谁有钱买了一盒烟，大家一起抽。男人要有哥儿们儿帮，没有哥儿们儿帮的人是混不出名堂来。为什么世界上有“党”存在，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四个人各有特点，陈二娃喜欢读古书，说话时老是引些“之乎者也”；王子腿喜欢看西方名著，总是把自己与骑士联系在一起；周老赖最爱阅览厚书，常能讲些有趣的故事；我是从来不读书。有一天晚上我去找陈二娃，陈二娃在读书；我去找王子腿，王子腿也在读书；我又去找周老赖，周老赖还是在读书。我不愿打扰他们，就自己没趣地走了，到门前顺口说道：“你们都在读书，我连个偷鸡摸狗的伴也找不到。”周老赖说：“你他妈的也该读几本书了。”我说我不认字。他说：“谁他妈的打生下来就识字？读读就他妈的识字了。”于是我就从周老赖那里借了本有两寸厚的书，可第二天就还回去了，因为我根本就看不懂。周老赖又给我找了一本最薄的书，大概有两百页，名为《高山下的红领巾》。我至今还记得那书的第一页是怎么翻过去的，每一行都有许多不认识的字，去查字典，字典上的字也不认识，我只好去问周老赖那字是什么意思，……两个星期后我终于把那二百页翻完了！当我把那书还给周老赖的时侯王子腿也在场，他对周老赖说：“你也太挤的人了，怎么能把这种黄色儿童读物给咱们的亲哥们儿敏嘟噜呢？”周老赖很不满意地说：“我他妈的倒想把红色的《战争与和平》给他看，可他他妈的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于是王子腿乘他父亲不在家时，偷偷领我到他家，在父亲的书柜里挑书。以后我们的日程按排就成了“白天在校集体闹事，晚上回家各自看书。”我就是从那时开始读书的。为了打架的缘故，我还专门研究了毛主席的军事著作，还真能活学活用，如“打得嬴就打，打不嬴就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招真灵。
　　在学校里我们也不是整天捣乱，遇到好听的课也能静下来。穆老师是教数学的，她总是爱给同学们出些难题。我很努力去做，马上成了班里解难题最快的了，而且往往只有我才能把难题给解出来。就这样好久以后穆老师才对我又好起来。我小学毕业时，穆老师对我说：“你是我见到的男孩子中长得最漂亮的，如果你能早生十几年的话，我一定想办法嫁给你。”我红着脸回到家，对着镜子照好久，发现自己并不完美，没有名人那种宽阔而发亮的额头。
　　我上中学时有个教语文的老师，姓肖，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人很有才，由于政治原因没得重用，只能到个普通中学教书。在那个年代里，有许多出身不够“红”（不够穷）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不能在政府和科研单位工作，只能到经济收入少、政治待遇低、工作量大的中小学去教书，有些人还被分配到农村去教书。也正是这个极左的政策，使多少穷孩子受到世界一流的初等教育。
　　我上中学时正是文化革命的中期，学校虽然复课了，但每天都有批白专道路的政治学习，课本里也都是些政治性的文章，所以学生们都不爱读书，学了没用，学它干什么呢？我记得每天上课时学生们聊天的声音比老师讲课的声音还大。可当肖老师来讲语文课时，全班同学都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记得肖老师的第一堂课是讲课本中革命样本戏《红灯记》的选段。他从京剧的起源讲起，讲到著名京剧《包公案》。我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叫包公的清官，曾在肖老师的老家河南开封管一大衙门儿。戏中为了表现包公的威严，每当包公在戏中出场时总是要敲一下特大号的铜制筛锣。当肖老师讲到包公正要动用铡刀杀贪官污吏时，下课铃响了，班里一片吁声，这个平常最受同学们欢迎的声音今天怎么来得那么不是时候！十分钟后，没等上课铃响，全班同学早已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等侯肖老师的到来，似乎等了好久，教室的门终于开了，我知道一定是肖老师进来了，我实在按捺不住对肖老师的崇敬心情，模仿着大号筛锣的声音大喊道：“哐—！”弄得全班哄堂大笑。
　　第二堂课肖老师讲的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肖老师先从故事的历史背景讲起，讲辛亥革命，讲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各阶层人物的描述，讲这故事的深刻所在。听了这堂课，我对鲁迅先生的著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口气把十卷的鲁迅全集从头读到尾。
　　我还记得肖老师讲过毛泽东的词《浪淘沙·北戴河》。肖老师从词的起源和发展讲起，讲到北戴河的地理，讲到毛泽东那诗人的豪情和领袖的胸怀。这堂课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那学期结束的当天，我在家里的桌上留了一条子，上面写着：“我去北戴河看看就回来”，随身带上二十元钱（这是我一分一分存下来的）、一张地图和几个火烧饼，登上了开往北戴河的火车。那时我十四岁，也是第一次见到大海，我在海边的一块大礁石上坐了一整天，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听着震荡沙滩的海涌，闻着略有点潮腥的海味，感觉着轻凉的海风，任思绪在不平静的海面上飘荡，……
　　有一天马伯伯来我家，见我居然静坐在桌前练习写毛笔字，他非常感慨地说：“这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哪！”马伯伯对我说：“无论干什么事，只要能‘持之以恒’就一定能有成就。”以后马伯伯来我家时总要对我说“持之以恒”这四个字。于是我每天坚持练习一个小时的毛笔字，一年之后果真见了成效。
　　马伯伯还给我讲了许多有关历史上著名书法家们的故事和中国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的文化，教我应如何练习写毛笔字，还带我到北京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去看。一走进琉璃厂街，就可闻到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墨香味。到过琉璃厂的人才能知道摆弄笔墨纸砚是多么的享受。从那以后我经常去琉璃厂街逛店。那里有个店专卖旧字帖，很便宜，每本的价钱在两毛到两块钱之间。那阵子，我把我的零钱都花在买旧字帖上了，许多帖子都是从原碑上拓下来的。那店里有个老头很喜欢我，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很少有人光临他们的商店，而我这个常客竟是个十多岁的孩子。我花一块钱从老头那买了块清朝的老墨，墨上有“贡品”二字，据老头说那墨是皇宫里用的，他叫我把那块墨好好保存着，将来会有大用场。　　后来马伯伯来我家时又见我在自修数学分析，他大为吃惊，让我给他做几道题看看，我做了而且做对了，他
激动地说：“我当了几十年的教师，从没见过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自修大学数学。”第二天，马伯伯又来了，把我拉到他的一个朋友家去做示范，我一边演做他一边说：“这孩子是个数学天才，他居然能在读书有罪的年头里自修如此高深的数学，咱们一定要把他推荐给华罗庚和陈景润。”
　　其实我自己知道，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家楼上一个女孩和楼下一个男孩都在自学微积分，而且比我学得深多了。我是想跟他们比试比试才学的。我曾试着跟楼上那个年长我一岁的女孩比过。我拚命地学数学，想强她一筹，结果还是我给她出的难题她都做出来了，可她给我出的难题我却不能都全解出来，不过我们成了情如手足的好朋友。我没敢跟楼下那年长我三岁的男孩比，因为邻居都说他特别聪明，而且他的嘴特别损，总是得理不饶人。不过每当我谦虚地向他请教的时侯，他总是对我夸夸其谈地讲上很长时间，当然我也总是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他是我们周围的孩子中读书最多的了。我想这与他姥爷有关，他姥爷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教授，曾是鲁迅先生的门生。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这两个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真走运，小的时候有这样一群朋友在一起相互影响。
　　马伯伯还对我说：“数学是门科学，科学还会重新开学。你就这样持之以恒地学下去，等到有一天大学要考试入学时你就会考进最好的大学。然后再进研究院，拿硕士，拿博士，以后再娶名教授的女儿为妻，在那名教授的指导和庇护下你会成名成家的。”我当时想，马伯伯的话很有点小市民的思想，当然我明白他这是出于爱。后来真的恢复高考了，我也真的上了最好的大学。可我并没有象马伯伯所期望的那样当个数学家，而改学政治经济学了。因为我读鲁迅的书太多了，受鲁迅的影响很深。鲁迅当年为救国而弃医从文，我如今弃数学而学经济是想将来为中国的富强出把力。
　　几年后马伯伯来看我时对我说：“你弃数学而学经济这招高你马伯伯一筹，你小子是想将来当官，这才对呢，读书就是为了做官，有官就有一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都掌握在共产党官员的手里。有知识的人不去做官，让无知识的人去做官，咱们就惨了。”
　　后来我出国留学时马伯伯又来看我，他非要到机场去为我送行。我母亲说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别去了。那天早上我们的汽车就没有去接他老人家。那天首都机场里是人山人海，我忽然觉得候机大厅的角落里有人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这人正是马伯伯。我知道他一定是起了个大早，坐长途公共汽车来的。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就走过去坐在他身边。马伯伯说：“你走吧，我能亲眼看着你出国留学就心满意足了。”我们爷俩坐在一起好久没有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后来马伯伯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流下了两行老泪，他终于又开口了：“我也曾有个儿子，像你一样聪明，像你一样要强，像你一样刻苦。他学习成绩特别好，一心梦想上大学，到该考大学的那年，文化革命开始了，大学的门关了，他的梦破灭了不算，他还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他忍受不了那种污辱就自尽了！每当我看到你就想起我的儿子，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儿子看待。看着你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这对我来说是多大的安慰啊。”我对马伯伯说：“我从小您把我当儿子养，我就是您的儿子。我一定拿个博士回来给您看。”马伯伯说：“我信你的！”
　　几年后，我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上面说马伯伯病得很重，我母亲去医院看他时，他躺在病床上还问我在美国的学习情况，什么时候能拿到博士。等我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时，马伯伯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我问我母亲马伯伯的墓在哪，我想去给他老人家烧炷香。我母亲对我说：“你在美国呆得太久了，把中国的事情都忘了：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死后哪会有坟来葬身呀？！”

〖补〗

　　去年圣诞节期间，我去加州到周老赖家做客，我们坐在壁炉前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聊得很晚很晚，周老赖的年轻妻子对我们说：“你们说来说去就是你们小时候那点子破事儿，我的耳朵里都听得起茧子了，你们也不觉得烦？”那是我们美好的童年时代，那是我们苦难的少年时代，那是我们勇敢的青年时代……什么时候回忆起那个年代来也难停嘴。也许是人到了中年，没有机会再可以做什么荒唐的事了，没有精力再聆听什么人的教诲了，只好回忆回忆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想想我们是怎么长大的，念念那些曾经栽培过我们的长辈。
　　很遗憾，我没有个象苏联大文豪高尔基那样的启蒙老师，可我有过许许多多的老师，他们或许很衰老了，他们或许已不在人间了，可他们的影响却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他们的精神熔化在我的血液中。
□　一九九八年秋于美国华盛顿州一山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