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落泪的报告》（望网友相互转贴）
注：我为中国有如此多的大学贫困生而感到耻辱
我为中国有如此多的大学贫困生则感到落泪
泪水凝成金子的人生
金子溶成泪水的故事
来自大学贫困生的报告
大学里的贫困生是人们备加关注的群体。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予以资助；众多充满爱心的企业和个人慷慨解囊；新闻媒体报道呼吁……
被教育界有关人士称为90年代以来少有的大学校园题材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落泪是金》，在最新一期的《中国作家》上选登后，立即在高校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部反映大学贫困生生存状态的作品，是作家何建明历时一年，采访了40多所高校和300余名贫困生后写成的。据介绍，在刚结束的“首都’99报刊宣传日”上，《落泪是金》一露面即成为焦点，首印10万册被订购一空。下面摘登的是其中的部分章节。本报近日将在网络版上连载该书，敬请关注。
失泪大学城
来自内蒙古赤峰的赵永均到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报到时好心酸。
场面真热闹，他赵永均长这么大还真是头回见：如潮的汽车，如潮的人流……赵永均开始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后来反应过来都是家长们成群成队来送新生报到的！乖乖，车真好！瞧，那学生的后面简直是个“运输大队”呀！
好奇。新鲜。目不暇接……但等赵永均清醒过来，他猛然发现自己与这里的人格格不入。看看，人家也是新生，却在父母和亲人们的簇拥下个个像进宫殿的小皇帝那样趾高气扬，而我赵永均孤单单地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衣服，手拎两只旧塑料包，整个就像“流浪汉”，充其量也是被人看作“打工仔”。他顿时脸上火辣辣的，慌乱地低下那颗从不轻易低下的头，像做错什么事似地靠着路边走。兴许因为只顾盯着自己的脚尖而没有注意前面，他突然撞上了一个与他同年龄的新生。那新生尖叫了一声，于是旁边的一位满身珠光宝气的中年妇女，狠狠地朝赵永均白了一眼：“走路怎么不看人呢？”说完，那女人拉起自己的宝贝大学生远远地躲开赵永均，嘴里嘀咕道：“大学里还让叫花子进来么？”这话赵永均听得清清楚楚，他顿时僵在那儿……
许久，他那颤动的手不自觉地伸到口袋里——没错，是与别人一样的入学通知书！赵永均仿佛一下有了救命的力气，他看看从自己身边匆匆走过的人流，张开嘴巴就喊：“我不是叫花子，我也是大学生！”
可他发觉怎么也喊不出声，只有那苦涩的泪像决堤的潮水涌出眼眶……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我的这副行头寒酸么！不就是因为我没有父母护送着报到么！我父母……赵永均一想起在大草原上的父母，再也没了想喊的力气。
赵永均忘不了那天接到入学通知书后的情景。
“妈、爸，我被东南大学录取了！”赵永均先把入学通知书给妈妈看，然后又给继父。他想这回得让辛辛苦苦供自己上学的父母大人好好高兴高兴，但却半天不见老两口说一句好听的，继父干脆长叹一声后背着手出门去了。母亲更怪，躲到一边竟抹起眼泪来。
赵永均一愣，问：“妈，你咋啦？”
母亲抬起泪眼说：“孩子，家里哪付得起那么多钱呀！”
儿子听这话，才明白了一切。父母是被入学通知书上的4000多块学杂费给闹的。赵永均低下方才还是那样骄傲的头颅，泪水一下溢满了眼眶，但他倔强地没让它流出来。他轻声地说道：“我知道……”
赵永均确实知道父母在哀叹中没有说出的苦处与难处。6岁那年，赵永均的生父去世，当时母亲一个人带着连他在内的4个小孩，日子过得非常苦。许多年后，继父才走进了赵永均家。在这片贫困的草原与山丘组成的边远乡村，人们祖祖辈辈以放牧养畜为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赵永均知道家人的生活每年都有三四个月的短缺。如果不是他自己咬着牙坚持上完小学上初中，上完初中又上高中，他早该跟人去远山相媳妇去了。
第二天开始，赵永均就开始自己想辙。他还是采用了上高中时的老办法——上亲朋好友那儿借。
“你怎么老借没见还呀？”朋友早已生气了。
“我、我不是刚高中毕业嘛。”
好说歹说，朋友拿出500块钱：“日后发达了可别忘咱山里兄弟呀！”
赵永均又跑到亲戚家。
“伯伯、伯母好。我考上大学了，想借……”赵永均刚说到这儿，伯伯、伯母就把门一关，里面传出一句难听的话：“咱家又没菩萨，以后别老来！”
赵永均“扑通”双膝跪下：“伯伯、伯母就是菩萨，侄儿我给你们磕头了……”于是，他的额上留下一片红肿与泥块。
门，“吱嘎”一声终于沉重地打开。“苦命的孩子，我们也是没法呀！”
“侄儿知道。等我上完大学了，一定加倍偿还。”
“你就别嘴上说好听的了，上高中时你不也说过类似的话？”
赵永均顿时无言。就这样，赵永均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挨家挨户到亲戚朋友那儿借得了他认为可以上路的钱，于开学时来到南京。
（赵永均现在是东南大学大二学生。他说学校大概看他独立能力强，一进校就让他当班长。他因上学欠一万多元债款，没让家人知道，学校也不清楚。现在他主要靠假期打工解决学费和生活问题，日子过得仍极艰难。）
华东理工大学是上海几十所高校中贫困生最多的一所。学生工作部的老师特意给我找来了该校化学专业的曾祥德同学。他穿得上大下小，似乎蛮新的罩衣和很旧的球鞋，以及低着头、搓着手说话的情态，让人一看便知道这是个“山里娃”。
“我到上海读大学一年多，没上过街。只有在香港回归那天学校组织上了一次南京路，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回来了。”曾祥德说。
“老师说你是1995年考上大学的，你怎么是96级学生呢？”
“我考上大学后整晚了一年才有学籍的。”他说。
“为什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家里没有钱，我就出去打工，给耽误了。”
“那——你当时没怕失去学籍？那样不就遗憾终身么！”
“我当然知道。可……当时什么办法也没有。”他抬起头时，两眼泪汪汪。他说：我的家在四川山区，全家6口人，种4亩地，丰年时够吃，能卖点农作物换些现钱，一到灾年就有四五个月靠东借西挪过日子。我6岁上学，同时也开始帮家人干活。8岁时就能挑水、打猪草，10岁便能下地与大人一起干农活。父亲在一家窑厂干活，后来弄伤了身体，花了不少钱，家里因此欠了很多债。中学毕业后，父母让我去广东打工，说村上的小孩都去了，你也该为家挣钱了。我没听，因为我心里有个“大学梦”。我在家里是老二，哥哥出去打工挣钱了，家里就剩我是主劳力。读高二时，父亲正巧在农忙时把脚扭伤了不能下地，母亲一直有病躺在床上。地里所有的活就我一个人干，12天里，我不分日夜地干，一个人又是收割，又是播种。乡亲们一提那事，至今还能说出个一二。他们说我将来准有出息。可不，高考我一下考取了，被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录取。爸妈对我上大学并不怎么高兴，他们觉得上大学还不如去广东打工。我哪能同意嘛！在穷山沟沟里上学十几年你不知有多苦！我绝对不会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可是总不能两手空空去上学呀！入学通知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学费和学杂费几项加起来得4000多块！上哪儿弄出这么多钱？亲戚朋友也没富人，自个儿家里连吃饭都成问题，当时我真觉得走投无路。父母毕竟心疼儿，最后悄悄把家里惟一的一头耕牛给卖了。当我从他们手里接过那几百块钱时，就有自己上大学是一种罪过的感觉。可几百元的耕牛钱与几千元学费之间还差得远呢！不得已，我流泪告别家人，踏上了漫长而遥远的打工攒学费的艰辛之路。
我去了福建永安。住定后，就开始找活打工。先是到建筑工地搅拌水泥，后来又卖菜。永安是个小城市，啥都不是那么景气，干啥都赚不了大钱。我很着急，于是又做起收破烂的活，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床，一直穿巷走街到天黑。就这么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别人说省吃俭用，我是常常不吃不用，到头来也才挣了1400元。这时已到开学时间了，我原本认为出来打工一两个月就能把学杂费挣回来，然而我千里颠沛、受尽苦难，计划仍然落空了。当我在永安街头收破烂时见到人家扔下的报纸上说全国的大学已经全部开学时，我呆呆地坐在大街上欲哭无泪……我无可奈何，继续迈着沉重的步子，凄凉地沿街吆喝着：“有破烂卖喔——”我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吆喝声，因为我心中仍然编织着“大学梦”。12月8日，当我怀揣3000多元钱，来到上海，找到我心中久已向往的华东理工大学时，老师惋惜地告诉我由于来得太晚，他们不能再准许我注册
入学。我一听差点当场晕倒，好在后来他们说可以给我保留一年学籍。有这话就行，我就开始在学校餐饮服务公司打工，但又有人不让干了，说学校有规定不是本校的人不能在学校打工。我好伤心，因为从情理上说我也该算是学校的人呀！无奈，我把3000元钱存在学校的储蓄所，又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
1996年9月，曾祥德如愿以偿，成了华东理工大学的一名学生。只是这一程，他走得太艰难太漫长。与此同时，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当他们历尽辛酸迈进大学门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一个又一个不曾想到的沟谷与坎坷……
在华东采访时，我遇上一位为了上大学而当乞丐的华东某大学学生。
苏州是我的老家，故乡的朋友告诉我，曾在1995、1996年两年的八九月份里，富裕一点的乡镇街头和车站码头边，出现过好几位前来乞讨的大学生。江南人本来就心善，加上家家户户富裕，这些讨钱的大学生几乎都能如愿以偿。后来街头路边这样的“乞丐大学生”多了，于是便引起了当地公安部门的注意。某日，在锡沪公路沿线的名镇支塘一带，公安人员突击出动，把一名正在街头举着“乞文”的大学生“请”进了派出所——
公安人员：“你叫什么名字？”
学生：“我叫×××。”
公安人员：“什么地方人？”
学生：“安徽××人。”
公安人员：“为什么要到这里乞讨？”
学生：“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
公安人员：“拿出你考上大学的证明材料。”
学生便从口袋里拿出学校录取通知书和高考分数单等。之后，候审室里除了一名看守的警察外，其余公安人员不知为什么进了另一间屋。方才还并不在乎的这位学生开始紧张起来，看着墙上“嘀嘀”走动的挂钟，他忍不住“呜呜”大哭……
“对不起，×××同学，让你受委屈了。”屋里突然进来好几位公安人员，其中一个当官模样的异常亲切地对他说：“你可以走了，因为刚才我们与录取你的大学取得了联系，证实了你的身份。”
学生听后，先是一惊，继而放声嚎哭起来：“完了！我还没进大学校门，学校就知道我在外当乞丐，我的脸放哪儿呀……”
公安人员赶忙说：“我们并没有把你在这儿的事实真相告诉学校嘛！”
“真的？”
“这还有假！”
学生顿时破涕为笑：“谢谢你们。”
“先别忙走。”有人叫住他，并郑重地交给他一个红包：“这是我们全所同志刚刚集得的1200元钱，一点心意，祝贺你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
学生接过红包，“扑通”一下，跪倒在全体干警面前，泣不成声……
生存自救歌
今年22岁的程云飞是河南农业大学95级的学生，他当“校园修鞋匠”的最初愿望完全是为了自己独立地承担家庭难以支付的各种上大学的费用。小程出生在豫南镇平县的一个山村，他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能人”，凭着自己灵巧的双手在80年代就是个“万元户”。但父亲也有“失算”的时候，而且是致命的——1989年，他倾尽全家资产办的砖窑厂做了几笔大赔本的生意。这一年正好程云飞小学毕业上初中，正处绝境的父亲根本不理会儿子“全班第一”的成绩，说啥没同意儿子继续上学的事。为此，12岁的小云飞一气之下逃离了家乡，跑到20多里外的姑姑家。那儿有所“成绩在班上前五名”就可减免学费的中学，小云飞就这样进了初中。学费免了，但生活费仍然是个问题。倔强的小云飞对姑姑说，只要给点玉米面糊糊吃就行。姑姑苦笑着摇摇头，说你想吃好的姑也拿不出来。那3年里，小云飞的肚子里除了面糊糊几乎没有进过别的啥食物。可是3年后，小云飞却昂首“飞”进了县重点高中——镇平县一中。1995年，程云飞以62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河南农业大学。
一年几千元的费用，对家贫的学生们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程云飞觉得命里注定自己要自立自强才能获得生存可能，好在他不像有些同学抹不开面子，只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使他一下不知从何做起。一日，程云飞的旧皮鞋破了，上街一修，竟使他十分恼怒：不大的一点破损，来回跑了4次，还整整花去了20元钱！什么事嘛！
那一夜程云飞睡不着，他想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全校6000多学生，如果每人每年修一次鞋，按一次10块钱计算，一年不就是6万元么！要是加上学校的教职员工，一年还不白白流失10来万元钱！10万元钱如果让同学们自己赚回来，再济助给那些贫困生或者让贫困生通过劳动赚回这笔钱，那该多有意义！中，这是件值得试一试的事。
程云飞从同学处借来200元本钱，趁星期天赶回老家，从邻居那儿购得一台旧修鞋机并带回了学校。又一个星期天到来时，程云飞在校园的宿舍门口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义务为同学们修鞋”。
“他行吗？”
“行。还真像模像样，修的鞋也挺棒。”
同学和老师都对程云飞的行动和手艺给予充分肯定，于是一时间他的修鞋小摊前常排满了“队伍”。纯粹的义务修鞋并不是程云飞的本意，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收费，当然要比外面便宜一半，这一点同学和老师们都接受，所以生意还是忙不过来。这使程云飞大为不安起来，一方面自己要学习，不能老蹲在宿舍门前接活呀；再一方面自己有赚不完的钱而又有干不完的活，许多贫困生却还在整天为学费和生活费发愁……对啊，是应该想想法子了。
又一个新学年开学了。同学们都在向学校交学杂费时，程云飞却比别人多向学校交了份东西，那便是他著名的“校园修鞋王宣言”——洋洋40页的《关于成立河南农大修鞋网络中心的可行性报告》。
这可是河南农大乃至中国大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份独特“报告”。学校领导一向对学生的勤工助学极为重视，特别是实行并轨后作为农业大省的农业学校，贫困生问题一直是校领导头痛的事。“我们坚决支持程云飞同学的这种积极想法，而且他的报告是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值得一试！”校务会上，校领导们面对那份庄严的“修鞋王宣言”，露出了赞同的微笑。
没有比学校的这种支持更能激励程云飞的了。他根据已有的业务情况，立即着手购置了几台修鞋机，并先在本班带了3名徒弟，之后又扩大到系里。这年10月，修鞋网络中心在河南农大正式成立，当由程云飞带领的第一支大学生修鞋队伍在校园亮相时，整个农大都热闹起来，师生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修鞋现场，一双双目光中既有好奇，也有困惑，但更多的是理解与赞许。
修鞋网络中心的第一炮打响后，程云飞并不满足，他根据农大附近高校多的情况，又把网络辐射到其他大学……
经过两年的实践与发展，如今程云飞的修鞋网络中心已经有了数百名成员，他们清一色都是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有人开始担心大学生当了修鞋匠，会不会影响学习，事实上程云飞在建立网络中心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而他要求每一位参加修鞋网络中心的学生，必须提交一份课程表，以检查他是否合理安排了勤工助学和学习的时间，而且凡是学习成绩往下降者就得从修鞋匠位置上下岗。这一招反而使那些有了固定收入的修鞋匠们更加注意珍惜时间、刻苦学习了。
程云飞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全国性高校修鞋网络中心。他算过一笔账：全国1000多所普通高校加1000多所成人高校，两千多所高校共计在校生五六百万人，如果一人一年因修鞋而消费10元钱，如果全国大学生修鞋网络中心能承担起此项业务，至少一年可获纯利三四千万元，再用这笔钱建立一个济困基金，每年至少可以解决万名以上的贫困生经济困难问题，他认为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
真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设想。其实程云飞同学之所以要这样做，他的出发点是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实践，让那些仍在为经济困难而头疼的大学生们明白，只要自己有自立自强之心，就是凭着最普通、最廉价的劳动也能创造一个崭新的天地。同时他还想告诉每一个学校，如果能转变观念，积极动脑，把学生和学校内的那些可以让同学们自己服务自己的事都做了，那么大学贫困生现象可能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其实，每所大学都是一个大有潜力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在我们的高校里几乎没有多少是由大学本身去开发的。据上海一高校的学生社会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大学，每位学生除了伙食之外，平均每年约有800元至1000元的个人市场消费额度，而这部分的消费被学生或学校通过自己的服务消化掉的不足200元，其余的则大量流失在社会市场上。如果通过科学的、能动的系统工程，学生们能在校内就把这部分的市场“截”在自己手里，那无疑将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资源。要是它被勤工助学的学生们都利用起来，贫困生的经济出路必然大为改观。
垒筑精神家园
1997年4月17日，河北大学放映了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18日上午，校园宣传栏上出现了一张言词动情的巨幅海报：“……看影片情动于衷我们落泪，扶危济困河大人没有沉默；回现实情发于外迅即行动，激浊扬清大学生舍我其谁？”这是一幅动员师生们为封延会献血的特别海报。
“封延会？封延会怎么啦？”
“听说是个经济困难学生，得重病后要大量输血才能维持生命……”
“真不幸。能帮他做什么吗？”
“献血呗。”
“走，只要让同学的生命得以延伸，我愿献！”
“好，咱们走！”
那几日，河北大学的校园内到处是有关封延会与献血的话题。
首批百名献血者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验血，长长的队伍后面又接上了一个更长的新队伍……艺术系的一位同学在体检时血压偏高，医生不接受他的献血要求，这位同学就再次排队，第二次血压仍高又没通过，他再去排队，用了3个多小时，一连排了3次，但终因血压偏高而被医生拒绝。“你们今天不要我，那我明天再来。”天已黑了，这位同学看到医生们就要离开献血现场，仍这样不服地说道。一位家在石家庄的经济系同学第一次抽完血后仍不肯走，他对医生说，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所以并不了解那些经济困难同学的真实情况，平时还有些看不起他们。现在让我用自己多献的血，表示我对过去的那份歉意。最后他还是献了比别人多一倍的血才离开现场。
苦孩子封延会在短短几个月里经历了几个“没有想到”的事：9月，他没有想到自己一个山娃娃竟以绝对的高分考上河北大学；他进大学后竟然会因没钱而无法生活下去，想不到是学校的一个勤工助学岗位使他快要窒息的学业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他现在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血管里竟然活脱脱地流淌着近400名学校师生们的热血和近万名亲人们的情……
血浓于水，情高于山。滴滴凝聚着情与爱的鲜血，流进封延会的血管，一个垂危的年轻生命从容地甩下死神，重新回到了他挚爱的大学校园。封延会感受到的是一片阳光无限的蓝天和又一个生命的驿站……
在天津机电工业学校，有一群女班主任老师，她们为了使所在班上的贫困生渡过生活难关，数年来始终如一地贡献着母亲般的关爱。1994年寒冬的一天，班主任王学凤老师路过校园的一条小道时，见本班的一个姓段的学生，站在一只垃圾箱旁边正伸手从里面捡出一双旧棉鞋。王老师过去问他捡这干啥？那同学低声地哭泣道：“老师，我想把脚上的鞋换一换……”王学凤老师一看这学生脚上竟穿着一双露出脚丫的自制单鞋，再抚摸一下他的腿，连条毛裤都没穿。王学凤老师的鼻子酸了：“从今天起，除了学习上课外，你到我家来……”从那天起，这位同学就成了王学凤家中的一员，有好吃的，全家人先留着让他吃，一年四季的衣服都由王学凤老师给添置，放假的车票也都是她买好后送到他手里。这位同学后来当了班长，还被学校评为“十佳团员”。现在他已经毕业了，成了某工厂的一名技术骨干。他给王学凤老师来信说：“王老师，在学校几年里我就想喊你一声妈妈，然而始终留在心头。现在我毕业了，我觉得可以大声地叫你一声：妈妈。妈妈，没有你这几年胜似亲人般的爱护，我难以想像自己能完成学业，今天成为一名能为国家做些事的有用人才。王老师，请允许我终生叫你妈妈吧……”
作者何建明说：“《落泪是金》的题目想了很久，这纯粹是整个采访过程的经历所得。诸多贫困大学生的经历叫人落泪，他们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叫人落泪；社会上有那么多好心人无私地援助他们的动人事迹同样叫人落泪。我相信，这些用金子凝成的泪水，会让更多的人像关注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那样来关注高校贫困生。”
近年来，团中央就像抓“希望工程”一样，关注大学贫困生问题。他们认为，这件事关系到下世纪科教兴国的大业，一定要抓紧、抓好。几年来，在各级教育部门、学校以及全社会的帮助下，数以万计的贫困生完成了学业。这是我国教育改革迈向成功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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