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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優點》


竺摩法師
 
各宗教的信仰,因各人的環境不同,認識不同,以及信仰對象不同,自然所持的見解,亦各有距離;不過亦有一個相同的感覺,那就是每個宗教都是叫人行善,應沒有宗教是勸人作惡而成其宗教的。所以在這個原則上。各宗教的教徒,不論是屬於多神教或是一神教的,應該都可以攜手合作,共同發揮宗「為善最樂」的力量,爭取人心的向善,生活的正常,社會的安寧和世界的和平。本地雖然有些人是信佛,而因佛教無人宣傳,不但佛理不流行,恐怕懂的佛理的人亦很少。因此,我想略談一些佛法的好處,或可使各位增添一些滋養精神的資料。

一 佛教是信智並重的
二 佛教是標本兼治的
三 佛教是冤親平等的
四 佛教是自他兩利的

一 佛教是信智並重的

每一個宗教,首先要著重信仰,沒有信仰或不受信仰,那就不能成為一個宗教。佛教是屬於宗教的,因它與其他宗教一樣需要信仰;同時佛教也可以說是非宗教的,因它有與普通一般宗教說法不同的超越性。比如佛教重信仰,是與其他宗教一樣的;而他尤重理智,則與其他宗教有別,它是全把信仰建築在理智上的。否則信仰便有盲信、迷信。所以大智論說:「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在這裡見得只有信仰,沒有理智,是不能了徹人生真諦的,也不能學佛而究竟離苦得樂的。這就是佛教與其他「因信得救」的祗扁重信仰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同時佛教認為同是信仰,而信仰的價值亦不同。有些宗教的信仰是徹底的、究竟的,有些宗教的信仰可能不徹底不究竟的。例如洪水氾濫成災,我們信仰爬上屋頂可避水災,但洪水來勢洶湧,若再高漲,屋頂安全的信仰就要動搖,不妨再登上小坡,信仰小坡可以避難,可是洪水不斷增漲,小坡的安全信仰亦動搖,就只好在登上高山,則洪水更大,亦無問題,便可得到究竟的安全。信仰的道理亦是如此;信仰世間的善法或多神教而得到保障,如避水于屋頂,不是究竟的安全;信仰一神教而生天,得到保障,如避水于小坡也不是究竟的安全;信仰佛教而超脫輪迴生死劫難,上生淨土,如避水于高山,獲得徹底的解脫,究竟的安全。所以同是宗教信仰,而信仰價值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從佛教的眼光看來,信仰天堂都不的究竟,何況是信仰世間的蛇神牛鬼,自然是暫時的安全,而非究竟的安全。

佛教是智慧的宗教,可是這種智慧不是普通一般的知識。知識是向外的,從外面的學習經驗得來的,是有限量的,也不是統統都正確的。佛教的知識是內向的,是向內在掘發出來的,是無限的,正確的,這種智慧是必須依修戒而生定,由定而開發出來的智慧,經的起時代一切學術的考驗而合理性和超越性,在世間一般宗教哲學中,可是不易找得到的,由這種內在底智慧契証諸法的真理,才能產生人生的真知灼見。這也曾為古今中外的文化學者所贊賞。如中國的國學大師章太炎說:「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智人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康有為說:「仙學大祖,其微言實理無多,令人醉心者有限,若佛學之博大精微,至於言語道斷,心行路絕,雖有聖哲,無所措手,其所包容,尤為深遠」。英國哲人了羅素則說:「各宗教中我所贊同者佛教」。佛教如果不具有甚深的智慧和崇高的學理,那會使時代的哲人學者,心折如此呢?

二 佛教是標本兼治的

甚麼叫做標本兼治?標是枝葉,本是根本。比如植樹,若要枝葉美麗,必須先治其根,后治其葉。如果只想枝葉美麗,而不顧其根本,就不能叫做標本是兼治,也不成為植樹的良法。又如今日世亂多難,人心思治,渴求世界和平的實現;但欲求世間和平的實現,必先使人類思想赳于統一,治好思想水火不容的病症,行為上表現出來自然是和平共榮的現象,不然、縱使天天開和平會議,和平必難期實現,縱使實現,也是暫時性的治標,不是永久性的治本。就是拿普通國家的法律來說,法律只能治之已然,不能防犯未然,也只是治標,不是治本。因為社會是群治的由于士農工商等各界的人士各司其職,各盡其能,才能促進社會的安定和繁榮,可是今日的社會,人心如江河日下,淳源涼簿,風化不良,殺盜淫妄,肆無忌憚,雖繩之以國家的法律,只能治之已然,不能防犯未然,那豈是根本的辦法?所以今日欲醫治人類社會的病症,惟有依佛教的戒律,先糾正人心,澄本清源。然後社會的秩序才能安定,達到國家的和樂與繁榮。

佛教的基本戒律,在於五戒,是人倫的正法,近於儒家的五常。一、不殺生是仁,儒家所謂「仁民愛物」或「民胞物與」;二、不偷盜是義,所謂「路不拾遺」,「沸義之財不取」;三、不邪淫是禮,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不妄語是信,所謂「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五、不飲酒是智,所謂「酒能亂性敗德」,「酒不醉人人自醉」,亦原「色不迷人人自迷」。酒能導色,故宜戒絕。五戒的性資與五常相同,而作法有異,儒家的五常重理論,佛教的五戒制為必行的規則,不行則犯,名之破戒,有應得之罪業,受應得的果報,故凡受其戒者,不得不懍懍遵行。如果人人各安其位,各守其戒,則一人如此一人治,一家如此一家治,一國如此一國治,全世界如此,自然世界人亦多「國治天下平」了。因此今日的人類,如能依佛教的五戒先治其本,加以法律助治其本,則社會大同,人民坐享其利,欲世界不太平而不可得了。

三 佛教是冤親平等的

我們人類在平日互相接觸的關係上,不免有厚彼簿此,或愛此憎彼的協調與不協調的兩種現象,這即是所謂的冤家與親家之分別,為親家的日日相見,自然歡喜,最難堪的是冤家浹路相逢,分外眼紅,這樣由小冤家變成大冤家,或是由少人冤家變成多人冤家。弄到家庭不和睦,社會不安寧,也成為國家乃至世界發生鬥爭的導火線,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人類的親情關係,必須要透過佛理,才得協調,不免除過與不及的弊病。佛法體驗到人生應要冤親平等看待,是有其兩個深切的理由:一是佛陀曾澈悟到人生的共同原理,在於人類共同的佛性。這個共同的佛性是人人具有,個個不無,而且又是在凡不滅,在聖不增。久在大家同體具有的佛性上。驗知大地眾生,不論其為高等動物或低等動物,甚而有情與無情,動物與植物,都是同一體性的;既然是同一體性,還分甚麼親疏屎適莫?說甚麼「仇者快而親者痛」?如果悟知眾生同體而強分親疏,自己平心一想,亦不免啞然失笑了。二是佛陀從天眼智,觀察眾生是死此生彼,輪迴不息,都曾做過父母兄弟、姐妹眷屬的親戚關係;從宿命智了扯眾生界過去無始以來,一切人事過從,有更親密更親切的關係。就是對人類以外的其他動物,亦要建立起這親切的關係。這樣觀想,誰肯把自己的親人而作為冤家來仇視?誰肯舉刀來殘殺其他和自己同體的生命?殺機既息,則一切冤家都變親家,內在不再發生怨憎的心理,外界的家庭失睦或社會鬥爭亦不存在,人類自然赳于和樂的坦途。

佛陀不但是理論的發現者,亦是理論的實踐者。如佛陀在世之時,因了過去世未修菩薩道時與提婆達多結下怨恨,所以提婆達多時時想害佛報仇,時時來找佛陀佛陀的麻煩給佛陀過不去;可是佛陀並沒有對他感到麻煩與煩惱,反之還對他表示親切的好感,時時向大家說提婆達多是他的善知識,好朋友,由於提婆達多的逼害與鼓勵,使他的道業精進勇猛,提早得到超級的成功。不但視提婆達多如此,就是視那位與提婆達多做朋友的阿闍世王,也是如此,因阿闍世王幫了提婆達多的忙,不只是毒害他自己的父母,也有給佛陀過不去的地方,可是佛陀對他沒有半點瞋恨與仇視,當他惡報現前,身患毒瘡,叫苦連天,向佛陀懺悔求救,佛陀還是以慈光攝被,使他毒瘡平復,恢復了健康。這些,都證明佛陀不光在理論上說冤親平等,而是在行動的事實上實現了冤親平等。

四 佛教是自他兩利的

普通一般人的感覺,看見佛教徒入山或閉起門來用功,都以為佛教徒是消極厭世而自利的;其實呢,入山或閉門自作工夫,正是為入世利人的預備。所謂「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這一句話,正可以表達這個意思。

佛教的宗旨,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諸惡不做,消極的自利,眾善奉行,就是積極的利他。所謂自他兩利,這不是很明顯的證明嗎?為甚麼要硬說佛教是消極厭世而自利的呢?同時佛教行善的定義,是這所行的善行,必須于人于己都有利的,才叫做行善。如果于自己有利,他人無利或有害的,就不能叫做行善。又所作的善行,必須于現在有益的,於來世亦有益的,才叫做行善;如果只是目前有益,而將來無益的,亦不能叫做徹底的行善。這樣來看佛教的為善,就是自他兩利的標準的行善。所以學者梁啟超居士說:「佛教的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世」。又說:「佛教之最大綱領,曰悲智雙修,自初發心以迄成佛,琤H轉迷成悟為一大事業」。修智以求轉迷成悟,是自利的事業;修悲救濟眾生,就是利他的大事業。如此,一個真正懂得佛理,能行佛事的佛教徒,就是人生自他兩利的事業家,相信誰也不敢說佛教消極自利的逃世者了。

佛教的大乘行者,他們所作的事業,不但是自他兩利,而且是利他重於自利,為人急於為己。孫中山先生曾說:「佛教以犧牲為主義,救濟眾生」,即是有見於此而說的。因為大乘行者的菩薩,他的發心修行善事,見苦必救,有求必應,你如果真有需要他的地方,他不但身外的財物可以布施給你,滿你所願,甚至自己寶貴的妻孥和生命,亦可以施獻于你,真是「難行能形,難作能作」。而且他的布施為善,還是觀空心境,不挾企圖,所謂「度盡一切眾生,而不見有一眾生為我所度」,不雜絲毫功利觀念。像儒家所說「殺生成仁,捨生取義」,亦都可是可歌可泣的犧牲為人的行動,如果其中不挾雜為自己貪圖功名利祿的念頭,所謂:「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那麼都可視為犧牲為眾生的大菩薩了。

中國在東晉時代有個鄧攸其人,他在石勒兵到,愴惶挈家逃走,因其弟早亡,特全其姪,繼其香火,而把自己的兒子繫於樹上不顧,為救姪兒,犧牲了自己的兒子,可以說以做到了無我的境界,這在佛教看來,也是成了捨己為人的利他行者。因此,世間一切「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樂而樂」的賢者,莫非是菩薩化世的大乘行者。佛教得名犧牲主義,其價值就在乎大乘菩薩所表現的積極救世的利他精神。

佛教在習慣上的稱呼,分有大乘和小乘的名詞。通常多呼南傳佛教為小乘,以錫蘭、暹、緬等處為小乘佛教的國家;呼北傳佛教為大乘,以中、日、西藏等地為大乘佛教的國家。其實大乘教徒所表現的精神,固為積極的救世,就是小乘教徒不入社會,嚴蕭自律的道德生活,亦是感召人心,影響社會,同意有其淑世利人的偉大作用。如中國只顧念佛不理人事的印光大師,嚴以律己怒以待人的弘一律師,他們靜居蘭若,並未深入社會,而所影響人心向善的作用往往比入世弘法的大乘行者,還要過之而無不及。由此足證大乘佛教固然是積極利世,而小乘佛教同樣是勇於度人,在名詞上分判大小,實在亦是多餘的。

人生在世數十寒暑,肉體終舊要壞滅的;而不滅的是精神生命,佛教呼之為慧命。儒家立功立德立言,呼為人生的三不朽,佛教則主張福慧雙修,光壽無量,名為二種莊嚴。我們在短促的人生中,能建立不朽或莊嚴的事業,才不辜負人世生存的意義。

(摘自竺摩上人舊作《佛教與人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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