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經濟學是一門枯燥乏味的學科，我想這是由於大部份人學習經濟都只知在理論上鑽研，並無將理論放在現實環境中來理解，如果將經濟理論融入現實生活中學習，其實是很有趣味的，將活生生的現實情況來引證經濟理論，除可獲悉理論的真偽，更可解釋人們的行為，這是學習經濟學的真正目的。
《論語》的經濟思想
2023年11月25日
春秋戰國是中國學術思想最蓬勃發展的時代，當上層貴族知識份子向下層流轉及列國君主招攬人才的環境下，學術界產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現象是不難理解的。當時是以儒、道、墨、法為主要的學術流派，到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專儒術後，儒家學說支配了中華文化近千多年，許多儒家禮儀在世界各地現在仍然受到華人的尊崇。
儒家學說的奠基者孔子，開啟平民講學之風，追隨他學習的學生超過三千人，其中只有七十多人傳承及發揚了儒家文化，他們的貢獻是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記錄下來彙集成書，完成一部保存儒家思想的語錄體文集《論語》，為後世研究儒家學說者提供珍貴的參考資料。《論語》全書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內容包括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但亦沒有缺少孔子關於經濟的思想。綜觀整部《論語》，許多經濟內容，與現代經濟學理論不謀而合。
現代經濟學創始於十八世紀英國學者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後人稱之為「古典經濟學」。史密斯的理論重點是闡釋國民財富的產生，他的經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國富論》），就是說明國民財富產生的原因。史密斯的理論應為，利己心、專業分工及自由市場是國民財富產生的根源。十九世紀末另一位英國學者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繼承了「古典經濟學」思想，針對生產者與消費者在交換時價格及成交量的決定條件，提出市場均衡理論，「均衡」概念成了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靈魂，他的著作教科書《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更被譽為現代微觀經濟學的聖經。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源自美國後來擴散到全世界的經濟大恐慌，成就了另一位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凱恩斯是當時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的經濟顧問，他認為「消費」是解決經濟蕭條的有效方法，只要政府或國民大量消費便可重啟經濟活力，他的著作《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輯錄了他的主要經濟思想，「凱恩斯經濟學」是開展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新篇章。
《論語》的經濟思想與上述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觀點現分析如下：
1. 國民財富
《論語子路篇十三》記載：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給他駕車。孔子說衛國人真的多！冉有說人口已經夠多了，又該給他們做些什麼事呢，孔子說要使他們富裕起來，再問富了後，又該做什麽，答是使他們受教育。（子適衞，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這是孔子對一國發展的基本看法，就是先要國民富起來。
另外《論語顏淵篇十二》記載：魯哀公問有若現在遇到飢荒該如何解決國家開支的困難，有若答為什麼不實行抽十分之一的田稅「徹」法；哀公說我現在抽十分之二還不夠，怎麼能實行「徹」法，有若答如果百姓的用度夠，您怎麼會不夠，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夠，您怎麼又會夠（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若強調的是藏富於民，因為政府是貧還是富，與國民貧富程度有莫大之關係。
《論語》的民富理念與史密斯撰寫《國富論》的目的如出一轍，都是以增加國民財富為出發點。
2. 利己心
許多人以為孔子反對追求利益。《論語里仁篇十二》記載：孔子說一切按利益行事的人，人人都厭惡（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篇十六》也有記載：孔子說君子通曉道義，小人通曉私利（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因此推論常常講私利的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事實上孔子認為義利本為一體，即所謂「義以生利」，孔子接受講義能夠產生利，利在社會成員中的合理分配可以安定民心的先秦思想（「義以生利，利以平民」《左傳·成公·成公二年》），孔子絕少談論利益（「罕言利」）的原因，並非人不應該談論利，而是人有了義便會產生利，因此談義即談利。認為孔子反對人們追求利益是誤解了孔子的意思。
《論語憲問篇十二》有這樣的記載：子路問怎樣算是完美的人，孔子說如果具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綽的清心寡欲，卞莊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藝；再加上知禮懂樂的修養，就可算是完人了。又說現在的完人就不必這樣了，見到利益時，考慮道義；見到危險時，奮不顧身；長期貧窮也不忘平日的諾言，也可以算完人了（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由此可見孔子是容許私利的，只要取得利益時還重視道義便可。
《論語》與《國富論》不約而同地對利己心推崇備至，不同的是孔子對利與義是混在一起談論的，史密斯卻認為利是一切善行的根本，因為從利己心出發也能讓其他人得到利益，他指出我們每天有得吃有得喝，並非由於肉商、酒商，或麵包商的仁心善行，而是由於他們關心自己的利益所致。
3. 專業分工
《論語》在衛《靈公篇》及《子路篇》都有論及分工。《論語衛靈公篇三十二》記載：孔子說君子謀求掌握治國之道而不謀求食物。耕田，有時還會挨餓；學道，卻能拿奉祿。君子只擔心沒學好道，不擔心貧窮（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這裡孔子強調的是勞心的治國者與勞力的耕種者之分工。
《論語子路篇四》記載樊遲請教種莊稼，孔子回答說我不如老農；請教種蔬菜，再說我不如菜農。樊遲出來，孔子說樊遲真是個小人！統治者重視禮法，則群衆不會不敬業；統治者重視道義，則群衆不會不服從；統治者重視信譽，則群衆不會不誠實。如果這樣的話，則天下百姓都會攜兒帶女來投奔你，哪用得著統治者自己種莊稼（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這是對統治者與百姓分工的論述。
孔子及史密斯同樣重視分工的重要性，儒家對分工的看法，針對的是管理者與勞動者的分工，認為動腦力的管人，出勞力的被人管（「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孟子滕文公上》）。史密斯所說的分工是勞動分工，即流水作業式的工序分工。在《國富論》中史密斯用造針廠的例子說明分工對提升生產率的作用，因為分工能夠增加勞動的熟練、節省轉換工作程序的時間、加強發展新技術的動力。
4. 自由市場
儒家對自由市場的觀點可以從法乎自然，順乎人性，無為之治等論述體現出來。《論語陽貨篇十九》記載：孔子對子貢說不想再講了！子貢說如果老師不講，做學生的要如何傳述，及如何遵循呢！孔子說天並沒有說些什麼，春、夏、秋、冬四季運行，飛鳥蟲魚，花草樹木，百物自然生長，又何曾說了些什麼（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這番說話的含義是自然秩序就在那裡，遵從它就夠了，意味政府應該順應自然，不要干預百姓的活動，包括經濟活動。
《論語堯曰篇二》對政府的自由經濟政策有更詳盡的論述：子張問孔子怎樣才能從政，孔子回答說尊重五種美德，排除四種惡政，就可以從政了。子張問什麽是五種美德，孔子回答說統治者應該使老百姓得到好處，而自己卻不耗費，讓百姓辛勤工作而無怨很，想經濟繁榮而不貪圖錢財，平易近人而不驕傲自大，威武嚴肅而不凶猛可怕；子張再問怎樣才能使老百姓得到好處，而自己卻不耗費，孔子說讓老百姓做自己有利的事，就是對老百姓有好處而不讓自己耗費，選擇老百姓能做的工作讓他們去幹，就沒有人會怨恨，自己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就不會有貪圖財利，無論人多人少，勢力大小，統治者都不敢怠慢，這就是莊重而不傲慢，統治者衣冠整齊，目光嚴肅端正，使人望而生畏，這就是威嚴而不兇猛；子張又再問什麽是四種惡政，孔子說不加教育就要逮捕叫做虐待，不看原因只苛求成功叫做暴戾，不看時間只限期完成叫做害人。同樣要奬勵先進，卻出手吝嗇叫做小氣（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因民之利而為之」百姓認為有利的事情便讓他們去做；「擇可勞而勞之」讓百姓選擇有能力做的工作；「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統治者只嚴肅對待百姓，不刻意強加指導與保護，這就是《論語》自由市場的精神。
無獨有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有很多自由市場觀點與《論語》極度脗合。他認為把重商主義及重農主義對產業的保護或干預主張完全排除，自然的自由制度自可確立；只要人們不干犯正義之法，用自己方法追求利益，與他人或其他階級的勞動和資本相競爭，便應該給予完全的自由。這無疑也是《論語》的經濟思想。
5. 均衡論
「均衡」看是一個抽象的詞彙，它的意思是穩定、不再變動，原用於物理學上，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借用這詞來說明供給與需求穩定時的狀態，比喻處於極佳或最適位置。《論語》用以表達均衡觀念的名詞，有「中」、「中行」、「中和」及「中道」。據朱子關於「中」的定義，是一點也沒有偏差，要求恰到好處，不先不後、不早不晚（「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中庸章句》）。
《論語堯曰篇一》記載：堯說好啊！你這個舜，天命降臨到你的身上，讓你繼承帝位。如果天下都很窮困，你的帝位也就永遠結束了。」（「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這裡的「執中」指舜的帝位穩固，不怕別人的挑戰，故有「均衡」之意。對於中庸之道，《論語雍也篇二十九》記載：孔子說中庸作為道德標準，可算至高無上了！可惜人們缺少它很久了（「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可見孔子非常重視「中庸」，而中庸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均衡。
均衡可分兩種，一是穩定的均衡，另一是不穩定的均衡。前者指任何離開均衡的運動，都會自動地產生一般力量，把這些變數帶回原先的均衡水平；後者指離開均衡位置的運動，將無法自動地回到原先的均衡水平。孔子心目中的均衡是指穩定均衡，從上述朱子對「中」的闡釋可見一斑；馬歇爾之後，經濟學者不但興趣於對不穩定均衡的研究，還引來了一般均衡、全面均衡、局部均衡等概念，好不熱鬧。
6. 消費論
中國人一向反對奢侈，反對奢侈自然推崇節約消費。然而在孔子的經濟觀念上，對奢侈與節儉都有批評，他說奢侈就會驕狂，節約就會寒酸（「奢則不孫，儉則固。」《論語述而篇三十六》）。但在一些關係到大是大非的情況下，孔子是贊成有限度的消費。魯國自文公開始便停止每月初一的告朔禮，但每屆這天仍是要殺羊上供，《論語八佾篇十七》記載：子貢想在祭祀時，省去活羊，孔子說，子貢你愛惜羊，我愛惜禮（「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為了維護「禮」，即使殺羊擺擺遵循禮儀也是應該的；另在《論語顏淵篇七》記載：子貢問政，孔子說確保豐衣足食、軍事強大、百姓信任，子貢再說如果不能同時做到，以上三項中哪項可以去掉，孔子回答是軍事，子貢又問如果還不行，剩下兩項中哪項可以去掉，孔子答是衣食，因為自古皆有死，缺少人民的信任，國家就要滅亡（「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百姓是否豐衣足食關係於政府的財政支出，用現今術語講就是政府消費，孔子認為消費勝於軍事，信任勝於消費，表明孔子對消費並非採取應該無理地壓制的觀念，只要有充分原因，不必刻意去節約消費。
這跟凱恩斯在經濟大恐慌時期鼓吹消費有點兒相似，凱恩斯認為消費能夠推動社會總需求，提高就業水平，紓解經濟蕭條（需求不足、失業上升、經濟蕭條是經濟大恐慌時的現象）；而就業水平的提升及經濟繁盛是增加人們所得（收入）的原動力；且所得又是人們消費的誘因，所得增加消費也跟着增加。凱恩斯是基於消費對總需求、就業及所得有正面影響的情況下，才在羅斯福總統的「新政」（The New Deal）中提出政府大量消費來拯救經濟危機的政策。不同的是孔子認為在乎合禮制或不超越道德標準的前提下應該消費；凱恩斯卻認為在解決民生問題上應該消費。
《論語》成書於戰國前期，約公元前453年，現代學者普遍認同史密斯在公元1776年完成的《國富論》為現代經濟學建立之始，兩書相距約二千二百多年。雖然兩部經典著作的內容及體裁完全不一樣，但是在經濟觀點或經濟概念上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也許應該稱贊中國先賢的智慧了。近年許多學者從《史記》一書中，找尋作者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並推舉司馬遷為中國第一位自由經濟學者，並與《國富論》作者史密斯齊名（史密斯的「古典經濟學」被稱為自由經濟學派）。現從《論語》中的自由經濟思想，說孔子取代了司馬遷成為中國第一位自由經濟學者也未必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