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希均
/遠見雜誌社社長近年來的一個特徵就是高價延聘、有時甚至濫聘西方專家來解決它們的經
濟問題。一樣的話，同樣的政策，凡是經過這些專家們提出，就爭相傳誦
，立刻受到注意。崇洋與民族自信心的喪失，在這裏表現得一覽無遺。
專家是一個高度分工社會所不可或缺的。建水壩、造發電廠等都需要西方
專家們的知識、經驗與技術指導，但在某一時空的特定環境下，是否應當
來造一個水壩或一個發電廠，卻不是他們所應決定的，這需要地主國的執
政當局衡量經濟、政治、社會等因素後始可決定。此即是說，聘「西方專
家」的主要作用是請他們指導「如何去做」──技術性的，不宜請他們決
定「應否做」。「應否做」是政策性的，是負責一國經濟發展者的權責。
此亦即是說，我們要用專家所長，而避其所短。知識與對一國民情風俗的
了解不是任何人的專利品，如果一個西方專家真很了解某一國的情形，他
自可對政策的決定做更多的貢獻，然而事實上，大部分的專家對開發中國
家的情形是極端陌生。
西方專家到落後國家去最歡喜談這個模式、談那個理論。並不是模式或理
論不重要，而是這些不能馬上付諸實施、解決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他們談
得太玄妙、太一般性，一般性的討論常很難說它對或錯，也不容易判斷它
是否十分有用，因為你總可以找出正反的例子或理由來支持或反駁；另一
方面他們談原理原則，根本就忽略了執行上的困難，殊不知大多數國家之
落後，並不是它們對經濟發展學理了解的落伍，而是執行的技術落伍與缺
乏執行的決心。因此，我常認為：請這些西方專家，一定要請他們多談「
方法」、少談「學理」。
如果一個西方專家到落後地區做六個月的「顧問」，我常想：他先要花一
半時間去了解這個國家，四分之一的時間應付各種社交、應酬、觀光，只
剩下四分之一的時間去做事，而做事時，如果不諳當地語言，又要花其中
一半的時間往傳譯上。科學發達，市面上可以買「速成咖啡」，但我不相
信六個月之內可以產生一個「速成專家」。我有一個碩士學位的美國學生
，他寫巴西戰後經濟發展的論文，應聘到奈及利亞去擔任那邊中等教育的
顧問。他對奈及利亞的知識與我知道的一樣少，我不曉得他去那邊能有多
少貢獻。
我遇見過好幾位在台灣做過顧問的美國專家，也讀過他們討論台灣經濟發
展的文章。一言蔽之，對台灣的了解是極其粗淺
(會背一些統計數字，只能說強記功夫好
)，他們的文章是「新瓶裝陳酒」，他們對中文的了解是一無所有。不論他們多熱心，我們只能說他們是好人，而不能說是一個專
家。我不是說台灣沒有請過好專家，我希望我所遇到的幾位是例外。
台灣的學術水準與經濟發展已到了不必隨便聘請西方專家的階段。我一直
相信：政治與學術的結合，雖不能免除所有的錯誤，但錯誤一定可以相當
程度地減少。
在我們下次延聘西方專家前，我們要問一問：人才真是外流了嗎？我的答
覆是：人才沒有完全外流，外流者不全是人才。
(寫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威州河城；摘自《優勢台灣》一書
)
